又是一年的“九一八”国耻日来临，以往这一天到来之时，年轻人对此并不感冒，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九一八的来历。不过在今年恐怕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记住这一天，因为钓鱼岛的事件使然。作为一个东北人，每到这一天我的心情都会很凝重。因为我知道在1931年的今天，我们的祖辈们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家园，开始长达十四年当亡国奴的历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灾难降临，完全是由于“不抵抗”这三个字惹的祸。如今81年过去，那段历史也湮没在尘埃之中。然而拂去那层厚厚的灰尘，我们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原来是那么鲜活，那么残酷。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袭击沈阳北大营，拉开了侵占中国的序幕。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袭击北大营的关东军只有区区五百多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却有万人之多。就算东北军的战斗力不及关东军，但如果积极备战，应对得力，日军想一举拿下北大营也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不抵抗”这三个汉字，让关东军奇袭得手，并迅速占领东三省。张家父子两代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东北大好河山，就这样拱手让给了小日本。二十多万东北军官兵狼狈撤回关内。张家父子积攒数十年的的飞机、大炮、机枪等家底也都被白送小鬼子了。
　　
　　对于“不抵抗”的政策，历来官方媒体都把责任推给蒋介石，尽管下命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在官方的语境里，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张学良是替蒋受过，被迫下了不抵抗命令。历来的文艺作品也都是这么反映的。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吗？
　　
　　其实张学良在晚年已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的，与蒋介石无关。他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在同为他作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时，张学良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如果说张学良在蒋当政时忍辱负重，不敢说实话，那么此时蒋介石早已作古多年，而张学良也已飘身世外，在夏威夷安度晚年，没有必有再替蒋背这个黑锅了。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不抵抗的命令的确与蒋无关。查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到蒋介石在9月18日上午和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
　　
　　蒋介石得知日军进攻北大营已经是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这里的“皓”指19日，“戌”，约21点至22点之间。可见蒋此时才得知消息，因此也就不存在事变当晚给张学良紧急发电不予抵抗的事。上面这封电报原件尚在，而传说中的不抵抗电报则始终未见踪影。仅仅在坊间的口头流传之中。
　　
　　而对于不抵抗的细节，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要不抵抗，难道仅仅如他所说的判断失误那么简单吗？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完全出于私心，既想保住东北的家底，又意志消沉，没有抵抗的勇气。张学良是在本质上只是个军阀而已。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他20岁就当陆军少将，25岁当中将，27岁又当了上将，如果没沾他老子的光，光靠自己奋斗，那就纯属天方夜谭了。至于他打仗的水平，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依靠郭松龄打了几个胜仗外，其他打的有限的几场战争都是大败，如和苏联的中东路战争，以及在陕北的“剿共”。
　　
　　中国的军阀，虽然派系林立，但本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为一己之私，每临大事，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那摊利益，张学良也不例外。当时张学良虽在关外，但日军的野心和频频挑衅他不会没有耳闻，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并没有积极准备应对日军的行动。因为他对和日本人交战根本没有底，唯恐他们父子苦心经营的东北毁于一旦。所以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又侵略他的地盘，而他却成了主和派，还幻想日后通过与日本人的交涉来解决问题，虽让人匪夷所思，但也是在情理之中。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要张学良抵抗他也是有心无力了，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颓废的时期。作为一个军阀，在他身上也不可避免染上军阀的不良习气，抽大烟、搞女人，这是张学良当时的主要生活方式。张学良那时候大烟抽得最狠，已经不是抽了，而是用针头注射。同样那时也是他最“花”的时候，张学良晚年曾说他有十一个情妇，还说“平生无所憾，唯一爱女人”。和他传出绯闻的女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甚至还有墨索里尼的女儿。爱国诗人马君武曾作诗讽刺：“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美人帐中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哀沈阳·二首》）可谓一针见血。这样的人当东北的三军统帅，东北不丢才怪。
　　
　　张学良后来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联合抗日，被誉为“千古功臣”，其实他这辈子也只是干了这么一件好事。但一俊遮百丑，使他摇身一变，从国人皆曰可杀的旧军阀成为了民族英雄。但同他不抵抗丢了东三省的罪过相比，他这辈子顶多也就是功过相抵而已，“千古功臣”是夸大其词了。当然责任也不能完全推给张学良。尽管蒋介石没有下不抵抗的命令，但他对抗战的消极是显而易见的。他所执行的的确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不然，日军也不会那么轻易得了东三省和热河，马占山将军也不会孤军奋战，得不到一点支援了。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得知沈阳事变，内心也是很痛苦的。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从9月18日之后的日记里都以“雪耻，人定胜天。”四字开头。还曾写下：“余所恃者唯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这样的豪言。每到九一八纪念日，蒋介石全家都要禁食烟火。可见蒋介石从本质上说也绝不是以往所宣传的那样不堪。他在这个事件上只能负次要责任。如果张学良要抵抗，蒋介石也是无话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