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马克思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改革家的改革宗旨及改革内容。王安石曾给宋仁宗上《万言书》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曾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这段话可以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想方设法从老百姓那里聚敛钱财是真，但聚敛来的钱财是否会用到老百姓身上那倒不一定（可惜大多数的皇帝都是为了自己的穷奢极欲而横征暴敛）。“患在治财无其道尔”，统治天下的人，不怕没有钱财，只怕你敛财的手段不够狠。我们来看看，这位改革家向皇帝推荐了哪些敛财手段。
　　
　　其一、青苗法。《宋史》说：“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这是官府用常平仓买官粮的本钱来向农民放高利贷。春季下种育苗时贷给农民，秋后以十分之二的利率收回本息（20%的贷款利率，真是高利贷）。
　　
　　其二、免役法。《宋史》说：“免役之法，据家财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这条法令是针对全体国民的。先法定每个国民都必须给官府服役，然后规定，国民要免役就必须按家产多少向官府交纳免役费。即使是那些本来就不用服役的单丁、女户也要向官府交纳“助役费”。（聚敛的手段真够辣、够狠的，连鳏寡孤独都不放过！）
　　
　　其三、市易法。《宋史》说：“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为抵押，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这是用法律的形式把官府向全体国民放高利贷合法化。借贷利率是20%（不折不扣的高利贷）。还规定，如果不能按期归还本息，还要加收每月2%的罚金。
　　
　　其四、免行钱法。《宋史》说：“免行钱者，按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先法定每个城里的商人都有到官府服役的义务，然后说，要免除这种服役就必须向官府交费，这种钱就称作“免行钱”。
　　
　　上列四例，基本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及主要内容。如果从个人品性方面来看王安石，用“偏执狂”来形容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王安石的心性极为偏执，但却颇有心计。为了能够当大官，掌机枢，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宋史》说：“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唯恐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住，辞之累日。阁门吏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这看起来可真有点儿滑稽了，朝廷愈是要升他的官他便愈不接受，他愈不接受朝廷便愈是要升他的官。拿着委任状的阁门吏来到他府上，他不肯接受委任；阁门吏就地下拜，他慌忙躲进厕所；阁门吏为了交差实在无法，只得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后迅速离开，他冲出厕所，抓起委任状急追，直至追上阁门吏将委任状奉还才返回。
　　
　　他这样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作秀。果然，当皇帝任命他为知制诰，负责纠察在京刑狱的时候，他就不再辞官了。在此任上，他可是纠察了一件奇案。京城一少年捕获一只善斗的鹌鹑，其同伴向他索取时自以为关系亲密，抓起鹌鹑便跑，少年急追上去，竟然将其同伴打死。开封府当时判这少年死刑。王安石复查案件时反驳说：“按照法律，不管是公开抢夺还是暗中窃取都属于盗贼，别人不肯给而强行取走，这是盗贼行为；此少年追上并将他杀死，这是捕盗，不应负刑责。”于是，王安石根据自己的推论弹劾开封府判案错误，但开封府并不买他的账，直接申诉到皇帝那里。皇帝派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官员复查，都认定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皇帝下诏不要追究王安石的责任，按惯例他应该到阁门前去道歉。但王安石坚称自己的推断没错，不肯道歉。在这案子的推理中王安石偷换概念的荒谬是很明显的，也最能表现出他的偏执狂性格。
　　
　　宋神宗即位后，由于亲信韩维的举荐，对王安石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后擢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一朝权在握，便以一种偏执的心态放胆变法。如前所述，他的所谓变法，就是用各种巧妙手段向老百姓横征暴敛，为皇帝聚敛钱财。由于赋敛越来越重，老百姓终于难以承受，便出现了“天下骚动”的情形。于是他的变法遭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宋代是信奉儒学的，而儒家的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仁政思想”（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王安石与民争利的理财思想不能不受到以儒为宗的文人学士们的集体反对。这些为官的文人学士中最知名的有：苏轼、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
　　
　　王安石为了维护他的变法，对一切反对变法的人排挤打击不遗余力，而这些反对变法的人许多都是他原来的故交知己。《宋史》说：“吕公著、韩维，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将一帮子曾支持、举荐、追随、亲近自己的人不遗余力地排斥打击，而支持他的变法的人又是些什么东西呢？极被王安石所看重，号称“护法善神”的吕惠卿，原来是一个口蜜腹剑、阳奉阴违的奸邪小人。他利用王安石因天久旱不雨而暂离相位之机，“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想将王安石兄弟与两桩刑狱案件牵连起来，加以陷害。以达到自己独掌大权的目的。所幸由于韩绛的揭露，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使吕惠卿的阴谋未能得逞。
　　
　　王安石在政治上是一个偏执狂，在学术文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执倾向。《宋史》说：“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为‘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他用自己偏执的观点重新解释一些古代典籍，颁发到学官、考官那里，称之为“新义”，并明令用以取仕。他尤其讨厌孔子的《春秋》，不屑地戏称为“断烂朝报”。随着他的变法的流产，他的“新义”也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但因朝廷曾用以取仕，也几乎坑害了一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