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对历史的一个“贡献”，是秉承皇帝的意见，发明了“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

　　秦桧是奸臣吗？我等后人都觉得是。但皇帝不认为是。皇帝非旦不认为是，反而认为他是大大的忠臣，比岳飞还“忠”。所谓忠臣，在古代当然是指“忠君”。判定“忠”与“奸”的裁判，应该就是皇帝。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岳飞是忠臣，不过是主战派的忠臣；秦桧也是忠臣，不过是主和派的忠臣。皇帝是一个主和派，他让岳飞等人“战”，是为了将来的“和”。“战”对于皇帝来说，除了不致亡国，是“和”的一个筹码而已。岳飞没有掌握好“度”，一心“直捣黄龙，收复中原，迎还二圣”，显然违反了皇帝的战略思想，到一定程度，更成了皇帝“和战略”的最大绊脚石。

　　岳飞死也不会明白，他实际上死于政治。

　　死于政治的人，往往是不管有罪无罪，先抓起来再说。他们是“有罪推定”的最大受害者。而且，这些受害者，最后必然会被安上一个“非政治”的罪名，比如贪污、受贿、作风不正、渎职、滥用职权等等，把罪名先安在他的头上，再找人告状，再寻找证据，再严刑拷打，直致其招认为止。招认了，则通过官方宣传手段，达到众口铄金的目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可惜岳飞这个人，几乎是个“完人”，在生活工作中挑不出任何毛病，哪怕你搅尽脑汁。秦桧是个文科状元出身，“歪点子”之多能气死诸葛亮。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效忠皇帝，想出了“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也许有的意思，不须有的意思，只会意会，不可言传。韩世忠问：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其实这话问了等于白问，服天下干什么，为了政治，只要皇帝认同就成了。

　　“莫须有”是有罪推定的重大发明，自岳飞以后，只要是政治需要，皆可照此办理。写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是忠臣不？被誉为明代长城的袁崇焕是忠臣不？都是。但君叫臣死臣的死，死的罪名，随便捏造一个就是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也可以皇帝御封的。

　　现在文明社会，无罪推定成了主流，也就是说，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我国在1996年的3月第一次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与国际通行法则接了轨，就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最近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王林被控“七宗罪”。这“七宗罪”是“非法行医、重婚、诈骗、偷税、行贿、赌博、非法持有枪支”，当然，这“七宗罪”是媒体给判的，因为他人在香港，法院还没有正式传唤呢。我丝毫没有为王林辩白的意思，但既使将来的王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现在的王林也是一个合法的公民，在法院未宣判之前，媒体公布他的“七大罪状”，是不是有“有罪推定”之嫌呢？难道对所谓的“坏人”，就可以适用“莫须有”？

　　在哪个人被“打倒”之前，舆论先行，让其丧失话语权，精神上彻底绝望，乃至恼羞成怒，干出没有章法的事来，大概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罢。笔杆子可以杀人，众人的嘴可以杀人，在法院未来得及犯某人有罪之前，可能这个人早已不堪心理沉重压力，“畏罪自杀”了。“畏罪自杀”的人，一定是“自绝于人民”吗？中国有搞运动的传统，但“运动”杀人，正是法治社会最大的拦路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