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我国古代也曾有过。当然，争论的不是“县委大还是法院大”，而是“皇帝大还是法律大”。

　　贞观元年，刚刚登基的唐太宗决心惩治“诈冒资荫”的歪风，“敕令自首”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诫“不首者死”。这“敕令”刚下不久，便有“诈冒”而又不自首的角色出现，正在火头上的唐太宗，就要杀鸡儆猴。然而，法律刚刚更定，其中就有为减少死刑和肉刑而增加的“加役流”（流配而加以役作）一款。同样也是刚刚上任的大理少卿（大致相当于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戴胄就站出来说：根据大唐法律，此人不当死，而当流放。于是，在唐太宗与戴胄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权与法的争论——

　　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既而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敕，就是皇帝的诏书，体现的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口含天宪”，对于封建皇帝来说，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连某些“土皇帝”都会说“什么是法，我的话就是法”么？按“敕”当死，依法当流，在唐太宗看来，这“法”毫无疑问地应该服从于“敕”，怪不得他见戴胄犯颜执法而怒不可遏了。但戴胄却认为，“敕”只是出于皇帝一时之喜怒，喜怒无常；法却是昭之于天下的国家之大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在“敕”与“法”发生矛盾的时候，理当以法为准。

　　其实，唐太宗“忿”的是“诈冒资荫”，这不是私愤，与以权谋私者的以言代法不同。但尽管为公而忿，也不当以感情代替法律。至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即使罪不当死，也绝不收回成命，维护的就不是公道正义而只是个人的尊严了。“权”之所以一定要大于“法”，往往就同这种感情的因素有关。但在戴胄看来，既是为公，就当以国家利益为重。知错即改，忍的是个人之小忿，存的是国家之大信，从这个角度看，“权”也应当服从于“法”。

　　唐太宗毕竟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对于戴胄的这一番申辩，他是心悦诚服的：“卿能执法，朕复何忧！”此后，戴胄为执法而每每犯颜直谏，言如泉涌，唐太宗也能一一听从，没有再提出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悠悠千年之后，仍有人弄不清权大还是法大，与此相比，这方面的历史进程，实在令人难以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