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群居杂交和族内婚经历中，人们先是对近亲婚配的恶果有了朴素的认识，即由于交媾双方的血缘关系太近，使生育的后代出现各种残疾或先天发育不良。这种现象反复出现在同一血缘关系人群婚配中，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与此同时，人们偶然发现，两个不同血缘集团个别男女成员的性交往所生的后代，显得更聪明、健壮。经过将“族内婚”与“族外婚”的结果进行比较，促使人们认识的觉醒，便形成了“同姓不婚”的进步观念。

　　对此，我国古代文献有不少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性，其生不蕃。”《国语。晋语四》也说：“同性不婚，恶不殖也。”而《左传。昭公元年》则认为，同性相婚，“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正因为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同性相婚就被看成是一种会给家庭和家族带来灾乱的违逆行为。如《国语。晋语四》中说：“娶妻避其同性，畏乱灾也。”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步形成了伦理观念，认为同性相婚是乱伦行为。《白虎通。嫁娶》中说：“不娶同性者，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也。”

　　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中国古人除了提倡“同性不婚”以外，还主张要慎重择偶，特别注重男人对女人的选择。据《大戴礼记。保傅》中说：“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就是说，生的孩子好不好，关键在母亲。这种观点虽然有歧视妇女的意识，但那么早，中国人就注意到了慎重选择配偶对生育孩子的意义，这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那时，选择配偶的具体标准，在《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有“五不娶”：一是悖逆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违法；二是淫乱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乱伦；三是受刑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为社会所抛弃；四是世有恶疾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有遗传疾病；五是早年丧母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未曾受到过母教与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