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新闻重复得多了，报道就会越来越像某种段子式的“比拼”，总令人忍俊不禁。譬如，有昭通市昭阳区曾称盲人乞丐殴打城管继而自伤；再譬如，有广东城管称“也是弱势群体”。据3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消息，顺德容桂前日发生一起城管小贩冲突事件，但此次不是城管打小贩，而是4名城管执法队员被女小贩追打，整个过程中城管并未还手。“我们也是弱势群体！”相关城管队员诉苦。
　　
　　城管队员果真弱势吗？如果单从4名城管队员未还手的情节而言，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充其量只是说明他们在“文明”地执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相反，更多时候公众看到的是城管暴力或城管凶猛，受伤害的恰是那些城市最底层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弱势者。不过倘若从城管制度本身的互伤害性特点而言，城管说自身弱势其实也是一种真实陈情。
　　
　　之所以说可能是真实陈情，是因为城管制度本身在承担着愈加增重的治理负荷。尽管城管暴力事件总在挑衅着公众的神经与接受底线，但有一个确凿事实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城管制度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虽然并未获得明确的法律授权，但承担着巨大的社会管理任务，也因此成为诸多矛盾的集结点。城管本质上只是一种协调机构，却在现实中充当许多棘手社会难题的强制执法者。在一些地方，许多其他机构不愿为甚至不能为的公共治理任务，都推给了城管机构，地方政府不断对其“扩权”，最终导致了城管话题长期处于舆论的中心。
　　
　　过重的城管治理压力，小摊贩艰难的生存境遇，城市化进程中种种难言合理的个体举动，当这三者相遇，制造出的只能是“小人物”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进城讨生活的小摊贩等被治理群体，一方是承担着城市化进程与转型代价，必须“惟命是从”的最基层城管人员。在具体的任务指标和考核体系驱赶下，同时并无多少外力的约束，城管队员会倾向于，或者说不得不选择于更显行政效力的“暴力执法”举动。如此的执法取向，要么是让城管的行为变得习惯性地暴戾，暴力不时施加于甚至是妇孺的执法对象上，要么是让城管本身也因暴力执法，乃至是已固化的不良管理印象，而招致执法对象的强力反抗。进而让城管群体也感觉并不那么安全，自我陈情为“弱势群体”。
　　
　　厘清了以上的逻辑再来审视，“城管弱势”虽然只是少数城管的喟叹，却未尝不是一种事实。而所谓城管弱势与城管凶猛的发生缘由，也不过是一脉相承。显然，无论是让城管不再凶猛，抑或是让城管不再感觉自我弱势，它需要的仍然是制度性减压。终极性的减压方式，当然是将这个并无法定、妾身不明的特殊机构职能分散，或者修一部约束之法，以将城管作为关进笼子。只不过，这会是漫长的过程，而不堪的现实更需要看得见的拨乱反正。所以，最务实的路径依旧在于不再对城管继续扩权之外，通过制度性路径削减城管当前的治理领域与管理任务。只有从体制压力上着手，并辅以其他努力，城管才不会变得习惯性暴力，流动的小摊贩和具体的城管队员，才都会从弱势群体的身份中剥离出来。
　　
　　当城管制度甚至让身在其中的执法者都感觉弱势，只能说明此种机制运行本身出现了问题。别把城管的弱势论当作笑谈，那会遮蔽掉真相，也会遮蔽掉解压城管制度，让执法回归人性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