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关键在于它能够为社会和众生带来多少有益的警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不能将两个作品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往往会挂一漏万。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这就如同人们通过光栅可以看到多种画面一样。当然，官方舆论绝不应该挑起到对一部作品的批判，这种滥觞于极权时代的文化专制行为只能扼杀文化的活力。如果权力基于自身好恶对作品做出判断，那么不仅结论有失偏颇，而且会对文化造成伤害。

　　早在《甄嬛传》热播之时，人民日报就刊发署名文章，指斥大众传媒“有意忽略作为公共媒体应当承担的舆论教化责任，对历史的解构背后隐藏着对权力、恩宠、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和对享乐主义的崇拜，既无益于认识历史，也无益于思考人生。”但“政治宫闱”的存在决定了“宫闱政治”，权力和财富魅力决定了人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甄嬛传》通过对“宫闱政治”的揭露，对各类丑恶现象的展示，更大的价值是告诉人们，只有摧毁“政治宫闱”，才能让那些丑恶的现象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对于四大名着之首的《红楼梦》，鲁迅曾经这样评价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讯的看法未免武断，看到“宫闱秘事”的并非都是流言家，而将“宫闱秘事”当成自己行动指南的才是流言家。其实，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它在专制社会可以成为独裁者的教科书，而在民主社会则是对独裁者的无情揭露，完全可以成为人们反对专制暴政“武器”。

　　最近，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认为《甄嬛传》之类作品的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而《大长今》一类作品的主题则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但作者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真实性上看，《甄嬛传》要比《大长今》真实得多，也更符合事实逻辑，那么在真实性和正确性应该如何取舍？

　　作者认为：“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这种认识简直不值一驳，如果一部作品缺乏真实性和逻辑性，那么有管它有多么“政治正确”，也不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只能让人们看到虚伪和装腔作势。从这个角度上看，《甄嬛传》要比《大长今》有价值，真实性和正确性并不存在必然的张力，它们更多是相互依存的。

　　《甄嬛传》告诉我们，如果有“政治宫闱”存在，那么就会有“宫闱”政治，是“宫闱政治”造就了甄嬛，而要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只能是彻底摧毁“政治宫闱”；而《大长今》则对“宫闱政治”起到了一定的粉饰作用，也违背了历史真实的一面，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逻辑可言，它在客观上对“宫闱政治”起到了一定粉饰作用，这种粉饰无限放大了专制主义温存的一面，丝毫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可言。

　　作为一部作品，尽管主角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观，但他们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籍此来批判一部作品简直不可理喻，这不过是一种“文革”遗风。凭实而论，《甄嬛传》和《大长今》都是宫斗剧，大长今应该是“宫闱政治中”的异类，就好比皇权时代的海瑞一样。如果单纯从价值观上看，大长今固然可敬，但这种不可复制的人物究竟有多少教育价值，确实值得商榷。如果我们通过《甄嬛传》反思一下制度之恶，难道不是比它的效果更好么？

　　《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人有卖其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用这个故事来比喻文艺作品和文艺创作，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人民日报的厚此薄比无疑是想制造更多的楚人，培养更多买椟还珠的郑人，这种作法是值得警惕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这篇文章的背后推手则是毛泽东，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并成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导火索。而当时的知识界严厉反对姚文元将《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文化专制主义总是诉诸“政治正确”，而如何判定则取决于他们观察的角度，而最终的结果极可能是指鹿为马。

　　《甄嬛传》不过是一部并不严肃的娱乐剧，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商业性的，只要制作和播出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内容上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权力就不应该吹毛求疵妄加指责，更不应该组织公共舆论对其进行批判和围剿。权力必须诉诸法治的手段来规范文化的发展，这样才能避免它逾越固有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