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模”为小说量身拍摄图片,而他本人就是杂志的“书模”之一。饶雪漫的《最女生》更是将“摄影”、“DV短片”、“纸上电影”等娱乐元素与文学作品融合。在写作上,青春文学杂志的主编们身后都有一个由二三十位编辑组成的团队,团队的任务就是做图书市场调研、资料收集,然后设计故事、人物、框架,主编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写作。
而各大出版商作为幕后推手,操纵着的商业模式,无疑是青春文学杂志火爆的“独门秘笈”。一位业内人士向笔者勾勒了一条青春文学杂志的模式链:出版商利用明星写手的影响力推出杂志书;用杂志书吸引更多有潜质的写手加入;最后运营偶像的衍生产品,包括文具、T恤、与杂志匹配的单曲、书模选秀等。“新生代作家在青春文学市场中,已是一种品牌的象征,与读者构成了一种偶像与粉丝的关系。”著名作家白烨认为,“这对于偶像作家们保持和延宕自己的广泛影响很有帮助。”
文学性与市场契合点在哪里?
一边是几十种青春文学杂志的涌现和不断刷新的百万发行量,昭示着杂志阅读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边是《昆仑》、《译文》等传统文学杂志的相继黯然谢幕,传递着传统文学杂志面临生存困境。有专家称,前者以商业化模式占据文化市场,后者用文学精神占据读者心灵。文学杂志该如何在文学性与市场之间寻找到最佳契合点?
事实上,传统文学杂志受青春文学杂志的冲击不可小觑。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传统文学杂志的零售及个人订阅量逐年减少,来自青少年群体的订阅更是少得可怜。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透露,由郭敬明出品的青春文学杂志《文艺风》第一期发行时,第一周的销量就达到18万册,甚至超越了《收获》、《当代》等七八家传统文学杂志的当月销售总和。
评论家韩浩月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去传统文学杂志在营销和商业模式方面的落后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它们只瞄准国内一流的传统作家,“传统作家虽然德高望重、文字娴熟、思想深邃,但80后作家凭借偶像身份则更具市场号召力。另外,新生代作家能够为读者提供更贴近他们情感与生活节奏的文字,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读者的流失,一些传统文学杂志开始主动放下身段,尝试创新试验。2009年第600期《人民文学》推出“新锐专号”,收录了以郭敬明为代表的一批“80后”作家的作品,该期杂志一经推出随即脱销。2010年11月,《人民文学》又以主办方身份高调亮相由郭敬明《最小说》发起的“THE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青春文学杂志与传统文学杂志的首次联手,引发文学圈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坦称,青春文学杂志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商业宣传,比如编辑团队的创意。“传统文学杂志的职责在于守护我们的文学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造一个园子把自己关起来,而应每时每刻都在期待新的创作,做到在文学品质上有所坚持,又在市场模式上不断借鉴创新。”
反观青春文学杂志,其实它们也有自身的短板。河北省作协主办的纯文学杂志《长城》的主编李秀龙对笔者说:“青春文学杂志与传统文学杂志对文学的理解不同,前者迎合了小众浅层次的阅读需求,没有太高的文学性,只注重娱乐性、偶像化。后者在文学性上则更注重以质取胜。”
面对快餐文化、浅阅读与责任感缺失的种种批评,“80后”作家主编们也开始思索,纯商业化并非杂志的最好出路,要在文学性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借力中寻求新的平衡。
郭敬明称,“我们的杂志的质量要向《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文学杂志看齐,还要以此为阵地打造中国的‘芥川奖’。”安妮宝贝也在博客中表示,要把《大方》做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性读物,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一段静谧时光。离开资讯、应景、热闹、时效的话题。”在阐述《文艺风赏》的办刊理念时,80后作家笛安同样表示,“相信在功利、急躁的时代,我们能够延续‘文学’那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魂魄。”
而张悦然则想得更远:“从整体来看,青春文学杂志除去占据文化市场外,还要让读者在品析杂志中更好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因为只有当文学与更多年轻人的生活接壤时,才能够将文学带入他们的生活。在文学影响力式微的今天,青春文学杂志必须肩负起这样的责任。”
李敬泽称,“新生代青春文学杂志的大量涌现,说明杂志市场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随着这些杂志的火爆,必然会唤起更多人对文学的关注。传统文学杂志和青春文学杂志需要相互借鉴,才能寻找到文学性与市场的最佳契合点。”(实习生史卫静记者刘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