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七届获奖作品，你会看到获奖作家队伍是由那些被评委团队“有口皆碑”的“大牌作家”“排排坐、吃果果”构成的。一方面，作为掌控文学批评话语权的评委，热衷歌颂当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出版数以千记”的盛世景象，另一方面却只有那么二三十人入他们的“法眼”。

　　此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某部作品，从技法到主题，都是一部典型的商业流行小说。为什么把奖评给它？主办方的公开宣传是“向市场开放”。但是，这带来了什么？借用当时一篇评论的标题可做回答：“迎合市场的茅盾文学奖离读者渐行渐远”。

　　D文学批评正在给商业帮大忙？

　　主持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当今文坛，文学批评的现状又如何？

　　魏心宏：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还没做到完全的公正、及时和准确。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缺少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健康的批评秩序有关。也与我们一些批评家的素质有关。不过，这些缺失都将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因为与作家一样，批评家也一样需要读者需要社会对他作为的积极反馈。事实上，我国有许多有着真知灼见的批评家，他们读书勤奋，功底扎实，文风朴实，言语中肯。这些批评家对推动我国文学的进步起到了有时连行政命令都难以起到的作用，成为我们欣赏文学的指针。茅盾奖必将吸收这些良好的意见，成为能够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真正的丰碑的有威信和口碑的大奖。

　　肖鹰：孙郁教授说：“今天的文学评论总体变得越来越暧昧，不再勇敢直言，也不再犀利。”我以为，这是较客气委婉的说法。其实，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整体失去了方向，变得无聊甚至庸俗。

　　我曾在20世纪末跟随著名批评家谢冕先生做过当代文学博士后研究，一直关注当代批评的走向。现在的文学批评家主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长起来的，是“文化跟风”的一代。截至20世纪末，他们热衷于追逐和运用舶来的西方批评技巧和术语，但没有内在的文化基础和建设。近年来，一方面因为读者对“西方批评”的审美疲劳，一方面因为“富起来的中国”唤醒了民粹主义，这些主流批评家集体反水，忽然在一夜之间，转了方向，开始“反西方的中国批评”。

　　现在的文学批评，主导话语权的是为主流批评家所把持的圈子化、甚至帮会化的“团队批评”。如果一部新作品要入世，就必须经历这种“团队批评”。这种团队批评，就文学的意义是“暧昧”；但其商业的意义却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它总是将评论对象定义为“前所未有”的“佳作”。

　　现在的中国读者会发现，无法根据批评家的评论来选择读物。文学批评嬗变为商业炒作，正在给文学创作帮倒忙，给商业帮大忙。郭敬明现象就是中国文学的怪胎。他的经历似乎在告诉人们文学可以抄，只要有足够的资本炒作就可以成大名。

　　E“茅奖”4年的限制不合文学规律

　　主持人：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都会吸引大家的关注，茅盾文学奖能从中借鉴些什么？

　　肖鹰：诺贝尔文学奖在所有人心目中代表着当今世界对文学理想的坚持和追求、现代文学创作的标高。茅盾文学奖要承担国家文学大奖的使命，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准确定位在“提升民族文学创作水平和倡导文学创作理想，”并在此定位上确立评奖原则。

　　诺奖获奖作家的代表作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在获奖前20年就出版了，间隔时间最长的是意大利作家乔祖埃·卡尔杜齐，他的代表作《青春诗》1850年出版，1906年获奖，中间隔了56年。在评选条件上向作家终身开放，这是诺奖追求世界文学理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个条件对于作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鼓励作家把追求最高的文学理想实践为毕生的文学耕耘。

　　现在茅盾文学奖以四年为一评奖年度，鼓励的是急功近利，也不符合文学接受和评选的规律。文学不是商品，其标准不受年代、文化限制，需要更长远的时间来审视。4年的限制，是不符合文学规律的。

　　茅盾文学奖要成为民族文学标高，就要坚持宁缺毋滥。暂停十年，是一个积极的郑重的承诺，是为了要评选出最优秀的作品。

　　BBS

　　记得读书时，一本《长恨歌》在好几个同学手里轮流转，看完了还特别开心，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字样。现在，老同学聚会时，那帮昔日的文学青年，好像根本都不会聊到茅盾文学奖的话题了。

　　巧克力豆豆猫

　　听说郭敬明声称自己就差没拿茅盾文学奖，搞错没有？茅盾文学奖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拿的吗？

　　秋秋

　　总觉得现在很多作家不关心民生疾苦，不碰社会重大题材，只在小圈子里深刨，玩感觉，经营精英生活，为自己打工。评奖什么的都是自娱自乐。作家们都这样，茅盾文学奖又能让人有什么期待呢？

　　雁之翎

　　结束语

　　纯文学式微的今天，谈及茅盾文学奖，有人批评，有人质疑，有人提出期许，无论他们是学者、出版人，抑或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都是关心、热爱中国文学的人。茅盾文学奖，终究只是呈现在台前的评奖，其背后则是整个中国文坛。对茅盾文学奖的种种关注和思考，亦是对中国文坛，中国文学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