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来自台湾的作家张大春在关山月美术馆，以“１９１１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和文化――百年华人文学变迁”为题进行讲座。张大春整个讲座，没有从华人文学这一百年来的流派、代表作、作家等常规的角度来论述，而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列举众多历史人物的方式，阐述他眼中的百年文学发展。这种另辟蹊径、貌似跟主题相差甚远的讲述，让听众觉得新鲜、有趣。
　　
　　谈文学变迁从语言文字开始
　　
　　“进入民国后，是不是大家都用白话文写作了呢？其实并不是。”张大春举了严复的例子。他说，严复，从前清过渡到民国时代的一个翻译家，他翻译了著名的《天演论》；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到一个好的翻译必须有三个条件：信、达、雅。信，忠于原作。达，让读者看得懂。雅，是什么呢？绝大部分翻译家、文学家都认为“雅”是要修饰美好的文辞，让文字变得更美丽、更打动人；事实上，严复的“雅”不是美好的意思，也不是美好的白话文，而是如果不能恢复到先秦两汉以前的文字，都不足以表现、传递欧洲最先进的思潮；严复的意思就是要推翻白话文。可见，并非是满清帝制一瓦解、民国一到来，白话文、白话文写作，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
　　
　　那么华人文学又是怎么一步步进入白话文的呢？张大春进一步说，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或者兴起之中、兴起之后，中国陆陆续续出现了大众媒体。媒体大部分都用白话文书写。媒体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因为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没有受教育的人，如果不懂文言文也不会认白话文。大部分报纸，是通过诵读传递讯息。老百姓诵读报纸，自然需要语言质朴、通俗易懂的白话文。
　　
　　“因为诵读报纸，民国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言说’。‘言说’推动着白话文运动。”张大春说，回过头来看，孙中山的声望、地位、不可动摇的核心领袖价值，不是为了革命成功，宁愿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而是他的言说，只要他站出来说话、演讲，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听，这种“言说”暗含的能量十分惊人。还有更多的革命先烈，包括写《警世钟》的陈天华，这些人都是通过一种浅白、质朴的文字、语言，很通俗，很有号召力，能在短暂时间里引起大众的注意。通过言说，能够号召一群人，让人相信自己。人人争取发言的机会，对大众说话的渴求，跟遗老遗少们要求文学、文字所谓的典雅，恰恰相反。慢慢的，白话文体成立了。“回到民国的源头，回到一个新的政体或者新的制度发生之初，人们运用文字和语言的动机和效果，有利于我们分析百年华人文学的变迁。”张大春归结说。
　　
　　两岸文学都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
　　
　　“华人文学百年发展，无论是内地还是台湾，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从民国白话文运动谈到现当代文学时，张大春说，除了阅读台湾作家的作品，他也读了很多大陆作家的作品，如莫言的、残雪的小说，每次读他们的作品时，他总感觉这些作家跟国外某个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这只是主观猜想，未经论证。
　　
　　“１９１０年代到１９３０年代，两岸文学都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台湾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受到欧美文学的影响较大，而内地此时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较深远。”张大春说，但是随着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两岸文学的差异越来越小，相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差异会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