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meonce，shameonyou,foolmetwice,shameon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红、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