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在中国受到冷遇，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命运。除了马尔克斯，最近一二十年的库切的诺贝尔同事们，在中国都“享有”此类命运。其中原因非常复杂，可以做一篇长文。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读者喜欢的其实是那种简单的作品，喜欢的是一分为二，最多一分为三（这两者真有区别吗？），并形成了顽强的心理定势，即单方面的道德诉求和道德批判。那种对复杂经验进行辨析的小说，国人并不喜欢。这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日常生活之中，国人已经被那种复杂的现实经验搞得头昏脑胀，他们有理由不进入那些以经验辨析取胜的小说：饶了我吧，我已经够烦了，烦都烦死了，别让我再烦了。当然，“烦不烦”是你自己的事，与人家的作品关系不大。
　　
　　我觉得库切的小说就是典型的进行经验辨析的小说。库切的文字如此明晰、清澈，但他要细加辨析的经验却是如此的复杂，暧昧，含混。迄今，我只阅读过库切的两部作品：《耻》和《彼得堡的大师》。其实，这两部作品的主题中国读者都不会感到太陌生，只要稍加引申，你便可以在中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经验，所以我想许多人阅读库切的小说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对经验进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你的怀疑和反抗便与《彼得堡的大师》中的涅恰耶夫没有二致。顺便说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国人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缺失）。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塑造，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意，它只是库切进行经验辨析时的道具。书中所说的“彼得堡的大师”与其说是指陀氏，不如说是指陀氏的儿子巴威尔和涅恰耶夫。这两个人都是大师：巴威尔以自杀而成就烈士之名，涅恰耶夫以穷人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穿着女人裙子的革命家，当然都是大师。当然，真正的大师还是库切，因为他们都没能逃脱库切的审视。
　　
　　在对汉语写作的现状进行批判的时候，有很多批评家喜欢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抬出来，以此指出汉语写作的诸多不足。它们仿佛是两尊神，任何人在他们面前都将低下头颅。但是隔着一个半世纪的经验，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写出那样的作品，这应该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即便写出来，那也只能是一种虚假的作品，矫揉造作的作品。读库切的《彼德堡的大师》，我最感到震惊的是他对少女马特廖莎的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令人想起陀氏笔下的阿辽沙，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拉里沙，以及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女佣，他们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未经污染的植物，在黑暗的王国熠熠闪光，无须再经审查。但是，且慢，就是这样一个少女，库切也未将她放过。可以说，书中很重要的一章就是“毒药”这一章：这个少女的“被污辱”和“被损害”，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那些为“穷人”和“崇高的事业”而奔走的人，她进而成为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本人即是“毒药”。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文学的巨大变化。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看到这一描述，是否会从梦中惊醒？我想，它表明了库切的基本立场：一切经验都要经审视和辨析，包括陀氏和托氏的经验，包括一个未成年的少女的经验——除非你认为他们不是人类的一部分。
　　
　　库切书中提到一个“吹响骨笛”的故事：风吹遗骸的股骨，发出悲音，指认着凶手。读库切的书，就像倾听骨笛。有一种刻骨的悲凉，如书中写到的彼得堡灰色的雪。其实，“凶手”如那纷飞的雪粉一样无处不在，包括少女马特廖莎，也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也包括未出场的托尔斯泰。还有一个人或许不能不提，他就是库切——他粉碎了人们残存的最后的美妙幻想，不是凶手又是什么？当然，这个“怀疑论者”也会受到怀疑。只要那怀疑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它就是有价值的，库切也不枉来到中国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