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流沙河写给我的信，如同艺术品

　　最近，我在采访王造时夫人郑毓秀的时候，从一包手
　　
　　稿中见到一封发黄的信。打开一看，竟是史良在1951年写
　　
　　给王造时的信。当时，王造时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遍求
　　
　　良医未得，史良在信中为他介绍了专治这一难症的医生。
　　
　　王造时和史良同为“七君子”，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本
　　
　　身就弥足珍贵。王夫人告诉我，在“文革”中遭抄家，王
　　
　　造时书信被红卫兵们弃满客厅，随风而逝，这封信是偶然
　　
　　“劫后余生”，更为珍贵。
　　
　　我在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的时候，她拿出冰心在三
　　
　　十年代写给梁实秋的信件给我看，使我十分惊奇。我问她，
　　
　　如此年代久远的信，梁实秋怎么还一直保存着？她告诉我，
　　
　　平日，梁实秋的信件颇多，但是他只把认为值得保存的信
　　
　　件放在专门的箱子里。不论是在八年抗战，还是他匆匆离
　　
　　开大陆前往台湾，他都带着那一包信件。所以这批珍贵的
　　
　　作家书信，得以保存。
　　
　　书信，也是作家著作的一个部分。书信不像文章，在
　　
　　写信的时候往往不是为发表而写，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日
　　
　　后会公开发表，所以书信往往更多地披露真情。我曾评论
　　
　　过《傅雷家书》，以为就思想内涵而言，是傅雷最重要的
　　
　　著作———尽管傅雷是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但是他的几十
　　
　　部译作只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而已，并不反映他自
　　
　　己的思想，而《傅雷家书》却是他自身思想的真实写照。
　　
　　作家以笔耕为业，所以往往作家也最勤于写信。韩菁
　　
　　清回忆说，梁实秋写信又多又快，“倚马可得”，须臾之
　　
　　间便写好四、五封信。梁实秋与韩菁清相恋时，虽然天天
　　
　　见面，梁实秋仍每天向她“面呈”一封文笔优美、散文式
　　
　　的情信，因为他以为，心中的深情不是口头所能表达的。
　　
　　然而，书信不像文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手头留
　　
　　有剪报，也就保存下来了；书信则是寄给别人，并不发表。
　　
　　信寄出之后，你手头也就没有这些书信了。收信人看完信，
　　
　　常常一丢了之。尤其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信，几乎很难
　　
　　寻找。所以，书信最易散失。除非请收信者把你的信寄还
　　
　　给你———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了。《傅雷家书》所收的
　　
　　是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由于傅聪非常注意保存父亲的
　　
　　信，而且他远在英国伦敦，红卫兵们的“铁扫帚”无法企
　　
　　及，所以傅雷的这些反映他内心世界的珍贵家书得以传世。
　　
　　戴厚英在不幸猝世之后，平常就留意保存母亲书信的女儿，
　　
　　编出了《戴厚英戴醒母女两地书》，披露母女俩浓浓亲情。
　　
　　韩菁清保存了梁实秋写给她的所有书信，我帮她编成了一
　　
　　本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清书信选集，分别在上海和台
　　
　　湾出版。
　　
　　最近，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内中也包括书信。
　　
　　我的信件甚多，最多时一天收到二、三十封信。我所写的
　　
　　信，当在万件以上。然而，我早年的信件大都散失，能够
　　
　　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文革”后的书信，倒是保存了一部分。这是因为当
　　
　　时我写文章、写书，都习惯于用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一
　　
　　是怕邮寄时遗失。有了一份底稿，也就“保险”了；二是
　　
　　作品即使发表或者出版，报刊、出版社编辑总要作些删改，
　　
　　而保留的底稿则是作者的原作全貌。正因为这样，我养成
　　
　　了夹一张复写纸写作的习惯，所以在写信时，凡是以为重
　　
　　要的信件，也就用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样，也就保存
　　
　　了不少书信。
　　
　　自从我改用电脑写作，信件也用电脑写。尽管朋友们
　　
　　以为电脑写的印刷体信件“缺乏亲笔信那种亲切感”，我
　　
　　仍“我行我素”。用电脑写信，也就在电脑软盘中留下“
　　
　　底稿”。
　　
　　这样，我居然保存着自己的大批书信。我遴选了若干
　　
　　有发表价值的书信，收入文集。通过这些书信，有助于了
　　
　　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某些作品的写作
　　
　　背景和经过。
　　
　　这次经过整理，我也找出我收到的诸多信件，如陈望
　　
　　道、冰心、韩素音、柯灵、秦牧、徐迟、华罗庚、苏步青、
　　
　　戴厚英、庄则栋等等写给我的亲笔信。内中，高士其以及
　　
　　傅雷之子傅敏、马思聪之女马瑞雪写给我的信，都有几十
　　
　　封之多。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
　　
　　件，也竟然有十几封……
　　
　　在整理时，我发觉一件憾事：起码有一半的作家，信
　　
　　末日期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不能不对作家书信
　　
　　的写作年份进行“考证”———常常只能断定是“八十年
　　
　　代初”之类，难以确定准确年份，除非信封尚在，而且所
　　
　　盖邮戳年份清晰。倒是夏鼐的信，不仅每信都写明年份，
　　
　　而且总是连“19××”也不漏。这大抵是他作为考古学家
　　
　　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
　　
　　在我收到的诸多信中，最可珍贵的是两封信：
　　
　　一封是《浙南日报》编辑部的信。那是我十一岁的时
　　
　　候，念小学五年级，写了一首小诗，第一次投稿，收到平
　　
　　生第一封信。信末，只盖着《浙南日报》编辑部的图章。
　　
　　这封信经历了“文革”抄家，仍幸存于发还的“抄家物资”
　　
　　之中，凭着信的笔迹，在编辑部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当
　　
　　年写这信的老编辑杨奔。从此，我把杨奔视为恩师，因为
　　
　　是他扶掖了当年作为文学幼芽的我，使我的处女作得以发
　　
　　表。
　　
　　另一封是陈望道先生的信。那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给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
　　
　　一书最早的全译者陈望道先生去信，请教若干问题。他亲
　　
　　笔回函，认真地给予答复。前些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
　　
　　上海着手出版《陈望道文集》。当编者得知我手头有陈望
　　
　　道亲笔信，即赶到我家，用照相机翻拍。据编者告诉我，
　　
　　陈望道先生得以保存的书信很少，所以这封信很珍贵。后
　　
　　来，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
　　
　　本来，越早的书信越少，越近的书信越多。然而，这
　　
　　次编选书信却发现，八十年代的书信，远远多于九十年代。
　　
　　内中的原因是随着电话的普及，大都通过电话交换意见，
　　
　　书信也就越来越少了。如今，我每天除了收到赠阅的杂志
　　
　　之外，很少收到信件。所以，电话的发达，几乎“消灭”
　　
　　了作家书信。当然，也可以用录音电话录音，但是把录音
　　
　　进行整理，所得的只是一问一答而已，跟当年作家亲笔信
　　
　　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最近由于E-Mail的使用，又使电子书信时兴起
　　
　　来。只是由于国内的E-Mail普及率不高，特别是作家中用
　　
　　E-Mail的人不多，我的E-Mail大都发往国外。另外，E-Ma
　　
　　il大都是电报式的，行文简短，再也没有当年作家书信的
　　
　　“韵味”。
　　
　　看来，作家书信的“消亡”，已成“大趋势”。不知
　　
　　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还能出版几本作家书信集？！（原载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