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那个世纪，每个中国人活的都不轻松。所以不轻松，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都和这个时代分不开，和许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分不开，无论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还是远在天涯海角的，他们的经历和故事都会在我们心里产生很强烈的共鸣，并且很容易为我们所认同，所谓心有戚戚焉。
　　
　　近读聂华苓的《三生影像》，就颇有一些感想。她的书我读的不多，印象中只有一部《桑青与桃红》，记得还是有家出版社要发书评，拿来一本新书，我便草草地翻过一遍，书中写了什么，现在也记不得了。所以，这次读《三生影像》，就读出了许多意外，而意外之中又有似曾相识之感。
　　
　　书中有一段写到雷震与《自由中国》，写到殷海光，写到殷海光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写到柏杨，写到柏杨的本名郭衣洞，以及多年后轰动台湾岛的郭衣洞事件，写到美丽的绿岛和柔情动人的《绿岛小夜曲》，写到美丽、柔情背后的残酷与罪恶……读到这里，我忽然就想到了徐晓，想到了她的《半生为人》，她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见证那一段历史。
　　
　　这是中国人的宿命，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无论你逃到哪里，无论你是怎样的性情，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都摆脱不了这种宿命。当年的作者是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喜欢写文章，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她的加入《自由中国》，最初也只是因为和文字有一点缘分，而主持人雷震正要找个管文稿的人。从此，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虽然她在刊物中只是个“文艺编辑”，她也只是在那一小块园地上撒种栽花，但是，她的名字已经和雷震、胡适、殷海光、柏杨以及戴杜衡，也就是三十年代即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联系在一起，和“五四”以来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和台湾民主成长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她的经历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彳亍前行的见证。后来《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以“煽动叛乱罪”被判除有期徒刑十年，聂华苓亦不见容于台湾，于是在1964年赴美定居。此后，她与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作家在这里自由交谈，相互碰撞，俨然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未必不是曾经有过的理想的延续。
　　
　　我读着她的文字，感觉这文字里跳跃着这些人活泼的生命。她写到胡适，写到胡适要给《自由中国》撑腰，做《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也写到《自由中国》“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闹得胡适又要辞去这个“不发行的发行人”的职务。但他在公开演讲时却说，雷震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现在，“铜像没有立起来，倒换来他十年坐监”，接受记者采访时，胡适拍了桌子：“这是很不公平的！”但在告别时又特意嘱咐记者：“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作者生动描述了胡适对雷震是如何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的。有位诗人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么写的：“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据说胡适也曾有过“过河卒子，有进无退”的感叹，只是他这个卒子有时竟表现得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很多曾经崇拜他的人深感失望。倒是雷震还能同情他，理解他，雷震在出狱后写给聂华苓的信中透露了这种心情：“我在狱十年，收入全无，一切全赖在美子女养活。我未坐牢时有国大薪金等等，一个月约有八千至一万收入。后国大加薪，每月有一万四千元。故十年坐牢，我个人损失即两百万元，即五万美金。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要从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支取公家的钱，连选举也没有，可见从事民主运动之不易，勿怪一般人趋避也。”
　　
　　雷震说的是过来人的话，也是袒露心扉的话。他见证了在中国，自“五四”以来，民主自由要取得任何一点进步，都有那些前行者付出他们的血和泪，爱和恨，喜和忧。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灵魂从聂华苓的笔下站起来，就屹立在我的眼前，他们苦恼着，呻吟着，愤怒着，甚至粗暴着。但是我爱这样的灵魂，因为这是人的灵魂。这些人中就有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等同仁被捕之后，与其他几个同事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登出的文章自负文责。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担当，而不仅仅是侠义道的胆量和勇气。台湾诗人杨逵写过一首诗：“小伙子，大家来赛跑/不为冠军，不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在这样美好的憧憬里，我想，我们也要追随那些流血的和隐痛的灵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