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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和余秋雨笔下不同的欧洲旅游笔记

时间:2012-03-26 23:29来源: 作者: 林少华 点击: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作者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物化成了这部可触可观的《远方的鼓声》。

  《远方的鼓声》是村上春树自一九八六年十月开始旅欧三年期间的游记性随笔集或随笔性游记。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作者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物化成了这部可触可观的《远方的鼓声》。
  
  兴之所至,刚刚译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行者无疆》和《千年一叹》。同是旅欧游记(《千年一叹》包括中东),同是拥有庞大读者群且依然走红的东方当代作家,两人笔下的欧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结果发现,找出二者的相同之处比找出其不同之处不知困难多少倍。这是因为,第一,秋雨先生是带着历史去的。每到一处,首先凭吊历史遗迹,抒怀古之情,发兴亡之叹,探文明之源,观沧桑之变。而村上君对各类遗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不屑一顾,他感兴趣的更是眼前异国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为模式及其透露的个体生命信息。第二,秋雨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看什么,总忘不了将异邦和故国比较一番,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意识或士子情怀。而村上君基本上把日本潇洒地抡去一边,“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第三——这其实是先决原因——两人身份不同、任务不同。秋雨先生两次都是受香港凤凰卫视之邀,考察“人类历史上所有产生过整体影响的文明遗迹”。而村上纯属个人行为,不挂靠任何公司任何组织,自己掏腰包带着老婆想去哪就去哪,既非走马观花的游客又不是安营扎寨的居民,“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罗马,秋雨先生当即诗兴大发,由衷感慨“伟大”一词非罗马莫属:“只有一个词……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行者无疆》)。村上则懊恼地断言:“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死的城市,所有时代的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凌晨三时五十分的昏死》)。当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对元老院废墟反复解读罗马如何伟大的时间里,村上君百无聊赖地坐在公园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热气球、看狗。还看人接吻:“离我坐的位置不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认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时间里,觉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来”(《蜂飞了》)。旅居罗马两年多时间里,印象最强烈的是罗马无所不在的小偷扒手之流。村上的太太也被抢走了挎包(包里有护照、机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带。她本能地握紧不放,大约持续了三十秒。尽管周围有几十人之多,但都往别处看,佯装未见,不愿意介入,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互相抢夺了一会,最后挎包带断了,男子拿包离去。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地来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地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请在这儿坐一下’、‘我给警察打电话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这种时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谓亲切之至——嘴皮子上的亲切,倒也容易。”此时此刻村上到底怀念起祖国日本——东京断不至于有如此表演。
  
  再说一下希腊。当秋雨先生面对爱琴海立有很多洁白石柱的悬崖峭壁沉思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至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时候(《千年一叹》),村上君则对着海滩游泳女郎“那朝着初秋太阳挺起的乳峰”认真总结“爱琴海规则”——“具体说来,来到爱琴海后,(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爱琴海这么做理所当然,遂以习以为常的手势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视而不见的神情,就好像说毕竟是爱琴海那么做也无所谓。当然,偶尔也会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时候他们也显得从容不迫,仿佛在说这东西见得多了。此乃基本规则,从容至关重要”(《海岛的淡季》)。
  
  如此说来,秋雨先生一定活得愁眉苦脸而村上君一定活得一身轻松了?却也未必。“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关系”(《千年一叹》)。在人际关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这点上,同为东方人的秋雨先生和村上君似乎颇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感受,这点双方在书中都按捺不住。旅欧期间村上君写了《挪威的森林》,书很快出版。“说起来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他最后概括道:“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1988年,空白年》)。不同的是,秋雨先生归结于“中华文明的杂质”,村上则概括为自身的“经验教训”。
  
  以上所言,纯属兴之所至,并不是想就两人的游记作品进行系统性比较。何况二者在时间上至少相差十年——尽管欧洲十年间变化不会很大——且两人旅途所花时间也长短有别。但不管怎样,对比性翻看几页确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
  
  村上君在他的书中最后这样写道:“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
  
  或许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一如小时在乡下每次听得山那边传来的演戏或扭秧歌的鼓声心里就呯呯直跳急着出门,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即便不是在“安静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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