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实际上就是对人性的深刻把握。文学是人学。人的性格、人的思想和情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文学要表现的重要内容。文学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中，人是审美的中心，文学描写的中心，也是文学内容的中心。从审美的视角深刻而真实地去把握人，描写人，这是文学经典作品所共有的特征。所谓深刻而真实地把握人、描写人，虽也包括写人的外表和行动，更重要的是表现人的内心思想和情感。也就是说，应从审美的维度多层面多侧面地来描写人，描写人性。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而只是指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性是具体的，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曾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事实上，具体的人，不仅有共同的人性，还有民族性、阶级性、阶层性、党派性、乃至家族性等不同层面的共同人性。而人是从动物演化来的，它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动物性。人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文学典型人物形象的基础。如果抽象地去表现人，那样就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公式化。具体地描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条件下的活生生的人，写出这样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文学经典表明，这是通向创作典型人物成功形象的必由之路。黑格尔曾援引荷马史诗《伊利阿特》中的阿喀琉斯的形象为例，说阿喀琉斯爱他的母亲，忠实于朋友的友谊，对敌人残酷无情，而对被他杀死的赫克托的父亲的悲伤，又因想起自己的老父亲，不禁产生同情。黑格尔赞叹道：“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他称赞荷马笔下的人物，“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黑格尔：《美学》第l卷，第294 – 295页。）实际上，阿喀琉斯形象的丰富的人性、人情的描写，正是希腊古代那种人物典型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生动反映。虽然，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丹纳在评论巴尔扎克对人的描写时，也曾指出巴尔扎克如何从方方面面的种种细节上去描写他笔下的人物：“人物经过这样一番冗长的逐步描写，看去多么突出，多么显眼。我们把他的一切动作和全身部分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变成了真的人，清楚而有力地印入了我们的记忆和信念！他和真人多么相似，使人产生幻觉——因为真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它有说不尽的琐事细节，这些琐事细节又说不尽地细微轻妙。我们内心的人把他的痕印留在外表生活上，留在住房、家具、用器上，留在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上，为说明完整的人，便须要说明这一切痕印。反过来，须要把这一切痕印拼凑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你所吃的菜肴，你所吸的空气，环绕在你周围的房屋，你所读的书籍，你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即使是最细小的习惯，你曾经历过的即使是最不自觉的环境，共同做成了你现在这个人。无限数的努力集中起来，造成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发挥出来又成为无限数的的光线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又把它们向无限的空间象扇子似的放射开去。就是为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绝对不同于别的存在。它复杂多变，不可方物，是一个深渊，惟有透视力极强的天才和极渊博的学者才能窥见它的底奥。我敢说，在这里，巴尔扎克已经登上了莎士比亚的高峰。”（《巴尔扎克论》，1858年，《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第57页）巴尔扎克的具体描写手法，后人不一定仿效。但巴尔扎克对笔下人物的描写所体现的从自然性到社会性，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去把握人的原则，却仍然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现在不少作品写不出典型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作家往往不能全面地真实地生动地去描写具体的人及其人性。所以，尽管作品中写了许多人物。却大多难以被读者记住。中国和外国的众多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跟这些作品都创造出大批典型人物的生动形象，从而深刻地真实地描写了人性正分不开。

四，要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性

文学虽非思想的单纯载体，但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却不能不与它的思想倾向性密切相关。文学作品总要通过自己所刻画的艺术形象的体系表现一定的思想倾向。文学的思想倾向性，向来也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文学作品寄托和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倾向，常常决定它的品位的高下及其社会作用的正负。因而，它并非与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无关。

所谓思想倾向，也即思想导向。它包含作家的人生理想和理性追求，体现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支配下的对人生的思考和期盼。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更深刻的认识。“理想”总是因不满于“现实”而产生，它超越于现实并往往成为改造现实的蓝图。但它又总在某种程度上根源于现实、与现实相联系。马克思曾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实际上，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或改造，都需要有预想，也即需要有一定的理想。理想的能力属于人的本质特性，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人的意志追求比现实更美更好的愿望的体现。理想的产生固然与人的理性推理能力分不开，也与人的想象力、幻想力分不开。人总是先有理想，从而引导自己去进行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实践。文学之所以有思想倾向性，这是因为作家作为社会的人，必然会有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一定有自己不同的理想和理性追求，而且也必然会在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理想是作家思想中最具导向的部分，它代表作家所追求的愿景。作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写，并非、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像银版照相那样。他总要透过自己所站的思想高度、理想高度，去烛照现实、评判现实、理解现实，从而形成作品的一定思想倾向性。正因此，作家对现实的一切都怀有特定的认识视角和相应的评价标准与态度，使他能够揭露和批判现实中的丑恶面、黑暗面，赞美和歌颂现实中的美好面、光明面，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鲜明的思想导向。

我国古代“诗言志”的说法就表明对于文学表达情与意的思想内容的重视；而“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传统，都正是重视文学思想性的传统。在我国传统文论中，刘勰论文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页）而“胸臆”、“胸襟”二词表达的也是人们的思想襟怀。张戒论诗：“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笫8册，上海文明书局第7页）叶燮论人之胸襟为诗文之基，也指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迈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叶燮：《原诗内篇（下）》《原诗·一瓢诗话》，《说诗啐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依他的解释，胸襟就十分接近思想倾向性的概念了。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美的理式说。他的“理式”虽属客观唯心主义，但他已认识到美包含有理性的追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虽然主张艺术的“模仿说”，但他也认为“艺术家应该对原物范本有所改进”，要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进行创造性的摹仿。这事实上就承认文学艺术的理想性和思想倾向性。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曾主张艺术要“寓教于乐”。他说：““一出戏因为有许多光辉的思想，人物刻画又非常恰当，纵使它没有什么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是比起内容贫乏、（在语言上）徒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能使观众喜爱，更能使他们流连忘返。”（贺拉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可见，文学艺术具有思想倾向性也是为古代西方许多学者所认识的。

所以，笼统地否定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所制约的理性、理想和幻想，否定作家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幻想力，那就等于否定人的意志和能动性，否定人作为主体能够完善自己和改造客体世界的最重要最本质的力量。实际上也否定了文学应有的思想导向性。

与人性有关，也与作品的思想内容、思想倾向有关的就是作家对人的态度问题，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总是对人怀着爱心，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弱者的怜悯，怀着对人类变得更崇高更美好更进步的理想追求。它往往构成文学作品思想倾向性的核心。笼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固然批判过资产阶级侈谈人道主义的虚伪。但并没有否定人道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和伟大历史进步作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与古代基督教人道主义有着渊源的关系。并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早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可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传统人道主义虽有差异，却又一脉相承。在主张人类要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上并无差异。它只是把人道主义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生产力大发展，从而达到那崇高的美好的目标。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道主义作为进步的思想潮流和倾向，无疑应当继续成为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导向之一。我以为，这样是有助于我国文学产生更多的经典作品的。不同时代的经典文学作品总往往体现自己时代的思想高度，在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无疑也应当有自己的时代思想高度。对此如果加以忽视，不作努力追求，要期待作品成为经典，恐怕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