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张艺谋、王朔对现今影视界的冲击尚无人可比。二人是那样不同，一个是纯粹意义的导演，一个是身份复杂的作家（编剧、策划、原着、经纪人）；一个是电影界的独行侠，一个是电视（还有电影）界的混江龙；一个沉默得无懈可击，一个猖狂得全无忌惮；一个是内力深厚，一个是邪异猴拳。可以喜欢前者，指嗤后者，或者相反，但必须承认，相对于时代，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同样都达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深度，他们内心的超越使他们无法一般的循规蹈矩的阐述自己，要么永远沉默，只是耕耘，始终不出一声；要么目空一切，放浪妄言。

张艺谋来自中华文化腹地，一个秦俑式的人物，一个沉埋了数千年的现代人，内心蓄积了巨大、浑厚、久远的悲剧意识，一出世便如牛负重，在贫弱荒凉土地上，低着头，憋足劲，一声不吭，一步一个厚重惊人的脚印：《老井》、《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仅中国，全世界都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是的，这是大国的声音。文章、报道、闪光灯包围了他，但却很少听到他侃侃而谈的声音。我们不知道他对电影、自己、别人的评价或看法，他几乎是在异乎寻常的沉默中完成着他拓荒牛般的工作。也许他不用或无法开口？如果这不是出于故作深沉，那就一定是出于数千年的孤独。作品是一种表达，沉默同样是一种表达。

另一个极端就是王朔了。某种意义上王棘手得多，王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罕见的现象。《顽主》、《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新近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许多，都与他有重大干系。他本人的机锋像他的作品一样刺耳，甚至更甚。他有实力，不是一般的实力，他所认同的东西同他所面对的东西不成比例，要超越光凭作品是不完全的，他要采用非常的机锋和话语实现他对旧人格的反动，新人格的认同。他嚣张、放肆、刻毒、招惹甚至玩弄对他的愤怒和仇恨，并且窃笑，其本身就具有演示意义。他是我们温和文化的逆子，他贯于把他有价值的理性寓于毒蜘蛛般的非理性之中，因此也才那样的令人不快，但又好像奈何不得他。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他看似随意装扮的顽主形象，其挑衅意味简直无以复加。常常，我们不知该怎样面对他，受不了他，可他又提供了一部部别人无法替代的作品。试想，王朔如果不是这样彻头彻尾，还会有称之为王朔的作品吗？由此我们看出了个性的价值。

个性，特别是具有文化意味的个性对创造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有过个性极品的时代，魏晋文人风骨即是。只是这样的时代在我们厚重畸形的人文史上实在是难成比例。痛失个性曾使我们民族乃至整个文化的活力、创造力渐次式微，以致我们要重新崛起就必须溯源直上，跳过若干朝代，甚至跳过千年才能寻找到我们民族文化活力的本源，比如到春秋或魏晋时代。我们有诸子百家，有魏晋风骨，就不能说我们民族的个性是沉闷的缺乏亮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王朔二人的个性具有特殊意义。张、王之所以能对新时期影视产生持续重大的影响，无疑与他们卓然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所涵盖的重大文化背景有关。个性是艺术活动的生命和源泉，首先是个性化的人，然后才是个性化的作品，个性繁荣了，艺术的繁荣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