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金庸晚年作为，多出于：【一】求名。【二】逐利。【三】民族主义。

其中，一高于二。

而三，绝不比一二更次要。

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觉。

纯属臆测，绝无凭据。

一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与壮年，于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皆曾坚守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时时处处，可见天才的闪光。越到老来，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越发浓重，甚至令人有些不敢相认，这个老人，即是当年查良镛？

“日暮而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查先生晚年，还谈不上“倒行逆施”，有些个颠三倒四倒是真的。最新事例，便是他的厕身中国作协。

查先生，老了。

老人，有老人的胡闹。

“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老人）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周作人《老人的胡闹》）

知堂此篇，指桑骂槐，说的是日本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山上参次，真意却在讥嘲老哥周树人。

此文此意，又未见得完全不适用于晚年金庸。1999年的金庸，于西子湖畔，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光辉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八十老翁何所求？金庸偌大年纪，仍是汲汲营营，不知贪图甚么？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仍见知堂《老人的胡闹》）

二百年前，金山寺，乾隆老儿遥望长江之上风帆点点，为之迷惑：“江中有船几许？”金山寺方丈答：“不过两船而已，一船为名，一船为利。”

二

时至今日，金庸的“为利”甚至“唯利”，已是尽人皆知。

但我从不认为金庸做事是将“利”字放在第一位。

虽然在1991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金庸仅列第64位，比他有钱的人多的是，但金庸所缺，分明不是“利”。

而是“名”——尽管金庸久已名满天下，而为华夏（非仅香江）其他任何富翁所不及。

三

1923年，向恺然先生以“平江不肖生”之名，发表《江湖奇侠传》于《红杂志》，万众争读，红极一时。其后，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拍、再拍……而十八拍。红，红，红……而大红！

可以说，现代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皆起步于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无名吗？

在获得巨大的俗世声名的同时，当日的所谓的文化界学术界，却对不肖生及他的小说视而不见，好像只有沈从文论及《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才认真评论过他这位湖南老乡。

二十年后，平江不肖生的名声，即已衰歇。到了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还在读《江湖奇侠传》的人，少之又少。

很巧合，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是在1955年，大陆正式禁绝武侠小说，也在1955年。禁绝之前，不肖生的读者已经不多。之后，当然就没了。

多年以后，老一代武侠作家的小说随金、梁、古作品的登陆而解禁。只是，今日，读过或想读《江湖奇侠传》的朋友，还有几个？

平江不肖生，有名吗？

四

古龙《欢乐英雄·序》：

“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大约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

享盛名于草根阶层，在社会上层默默无名；短期内声名大震，几十年后湮没无闻。

谁能保证：金庸，断不会步其先辈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之后尘？

金庸本人清楚吗？确定吗？自信吗？

五

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

在《金庸，一捆矛盾》，我曾谈到：“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这固然是金庸的幸运处，同时何尝不是老先生烦恼的源头？因为，这一“经典化”，不是“完成时”，仍在“进行时”。基础已在，却又未尽坚稳。

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 ！）确信：金庸小说的成为经典，并不是他与众多读者论者的幻觉，而是经过了保险、再保险的。

金庸晚年之饵央视、入作协，皆可作如是观。

六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母亲，名为“徐惠禄”（后改“徐潮生”），金庸自己的母亲，名为“徐禄”。几乎可以肯定：金庸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处女作主人公的母亲命名的，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亡母的思念依恋。

《书剑》中，徐惠禄女士跟于总舵主的感情，很是暧昧。再联想到她的芳名，这事情其实越想下去越会觉得别扭。改名，势所必然。

此事，我在2007年的《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已经谈过。结论：金庸写《书剑》时，只怕料不到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读它，更没想到有闲人如我会细加推求。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小小心意。

小说写了，发了，红了，之后呢？像《江湖奇侠传》一样，随风而逝……

1994年，在北大，金庸回答“武侠小说在你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的问题：

“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 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中国人当中，小说读者都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金庸散文集》268页）

细细读来，应该可以体会到：当初金庸对自己的小说能得到这么热烈，这么普遍，（尤其）这么长久的欢迎与支持，是没有多少思想准备的。能有这样的结果，金庸觉得意外，也很开心。

金庸生平两大事功，武侠小说与《明报》企业，在他心目中一向主次分明，他还谈过：

“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以武侠小说享盛名数十载甚至可能延及后世，这在金庸，正是“不虞之誉”。得来意外，自然“高兴有这样的成果”，同时，也就信心不足。

冯其庸先生声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构思宏大、情节奇妙、语言优美、形象典型，……可与古典文化名着并驾齐驱”，这样说法，金庸信吗？

大有益于己，为何不信？

太出意外，岂能全信？

七

查先生早年，多经患难，可能因此而将钱看得格外贵重。至于有论者将“逐利”视为金庸做事之第一甚至唯一动机，此论，鄙人断乎不敢苟同。

多年来，金庸捐出超过5000万财产，以他的身家论，不算特多，也不好说太少罢？

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荦荦大者，以两事为据。两事，皆与《明报》相关。

1966年1月，金庸创办《明报月刊》。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没落沉沦，几乎成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此谓“亡天下”）。人们对金庸的国学水准的估量不尽相同，谈到金庸对中国古典文化所葆有的那份温情与热爱，相信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风雨如磐中，查先生创办《明月》，为了“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此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可敬而可悲悯的。

《明报月刊》被查先生定位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明月》盈利，投入《明月》。《明月》亏蚀，《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这样不想赚钱也不能赚钱的刊物，怕不是很多的“文化商人”肯办罢？

时间就是金钱，查先生的时间，可能比你我的时间，更值一点钱。而当《明月》初创、胡菊人先生还没有接手主编之前的一年多，查先生为这份刊物投入太多时间精力。

到了今日，这个人，居然被想像成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是否稍失公道？

《明报》企业的好名声，主要得自金庸的《明报》社评，以及《明报月刊》这份海外数一数二的高品质的学术刊物。

“自古文人皆好名”，这话，是金庸说的。创办《明月》，除了出于一份民族主义情感之外，自不乏求名之用心。如确，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不损伤他人利益、不欺世盗名、不过分哗众取宠，即为大好。

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千年中才智之士们对于名声的渴望，推动着人类浩荡前行。

八

《金庸，一捆矛盾》，我说：“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