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再试举一端。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金庸，既大方，又小气。

吝啬的要死，慷慨的要命。

1991年，金庸终于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明报》出售予人。在于品海和他的“智才公司”之前，已有十家机构有意收购《明报》，其中一家，已备好了一张10亿港币的支票，考虑再三，金庸仍是未肯撒手。

金庸说：

“于品海出的价钱不是最高，连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乐意将《明报》的控股权交在他手里。……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国交易’，他出一个价钱，我说太多，……终于在和沈宝新兄数度商议后，以折中的价格成交。即使再低价格，我也会欣然同意。……”

毕竟，只是金庸一面之词。

再看看另一方当事人的说法。于品海2003年接受记者专访，表示：

“最有趣的就是……本来我们估计要支付点现金，后来整个收购完成之后，不单是我们没有支付任何现金，还能够手上多了9000多万现金。”（见2010年9月《凤凰周刊》载文《于品海的传媒江湖》）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后世名？”如果金庸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出售《明报》，价高者得，他应该至少可以再多赚2亿港币（港币汇率其时远高于人民币）。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既慷慨，又悭吝。

大方的要死，小气的要命（江湖上流传着许多关于金庸小气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金庸说自己“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还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

金庸放弃厚利，未肯将《明报》卖予出价最高者，应有相当程度的“求名”因素。

金庸说：

“《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应当努力做对《明报》最有利的事。”

“（我的）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对大众做出贡献。”

金庸视《明报》如子女，望她独立，长命，有出息。

《明报》的存在，树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上面镌刻她的主要创办者，查良镛的名字。《明报》办得越久、越好，碑上的名字，也就越发如烛如金煜煜照人。

九

如有“今圣叹”，评点《鹿鼎记》，做得像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一样好或者稍差，是否也就同时证明了《鹿鼎记》的文学水准像《水浒传》一样高或者稍低？

我是如此揣测金庸亲身推动《金庸作品集》评点工作的动机的。

据说，关于评点人的确认、评点格式的推敲等等，金庸都有参与。

还是据说，金庸曾指示其版权代理机构（明河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对出版“评点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要优惠。金庸收取多少版税，不得而知，总是要比从“三联”收取的15%更低。

放弃一部分利益，促成评点进行，还是为求名罢？

果真如是，有些揠苗助长了。

一部杰作，得一高明的评点者，只可遇，不可求。《水浒传》问世约300年，这才有幸遭逢金圣叹。

好的评点，应是出于一种娱乐态度（娱乐时最认真最投入），而不宜看成一项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期以两年完成 ，更是不妥。

十

金庸对着池田大作，畅谈97香港回归：

“一想到中国，立刻就出现‘庞大’的概念。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香港的九千多倍；十二多亿人口，是香港人的二百倍。我们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一项精打细算、小眉小眼的香港人，真像是‘小人国’的人物走进了‘大人国’，岂仅是《红楼梦》中的乡下女人刘姥姥进入富丽豪华的大观园而已。（笑）”（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看这架势，金庸在为（当时）600万港人代言？

他只代表他自己。

这段话说出的，是金庸自己的心声，得知其作品还有他自己可以回返大陆，那份难以遏止的兴奋之情。

金庸，从1979，一直兴奋到1997。甚至，金庸这里说出的某些感想，是他少年即已念兹在兹时刻在心的。

或谓“香港造就了金庸”，这是汉语汉字，我知道，我也都认识，却总感觉这话说的怎么就这么别扭？

诚然，如非1948年赴港，查良镛就不是金庸，然而，若不是内地“天渊翻覆”，查良镛又何止金庸？

读少年查良镛的几篇文章，很见得此子志不在小。未来从事什么行当尚属未知，至少，当时的他一直（很正常地）认为自己的舞台，在“庞大”的尧封禹域，“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后来的发展，却是令人抱憾，无论他的小说写的多么好，他的《明报》办得多出色，有那么二三十年，金庸的影响力局限于香江一隅之地，稍稍延及海外华人群体。眼高四海如查良镛，以张良范蠡为楷模的查良镛，可能满足于此？

一种“补偿心理”罢？因为与“天下”隔绝得太久，当他终于可以再次“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心情就格外迫切，事情做的，就格外急功近利。

港片中，有句话，常见的，“在狱中呆了三年，出来后，见个老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的”，金庸从香港进入大陆，有这股势头的。

一块钱，卖掉《笑傲江湖》，忒便宜啊？因为卖给的，是“中央电视台”，重点在“中央”二字。

为何加入“作协”？因为是“中国作协”，关键，在“中国”，金庸正要“投入大家庭”啊。

金庸，由“边陲”（香港），往“中心”（大家庭）联通；金庸小说，由“俗”，向“雅”移动。路，已经走了大半，还算顺利，不意却遭王朔中途邀击。

十一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很是深巨。之前，已有多人否定过金庸的小说，而金庸仍视“《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

很多人嘲笑金庸的回应中那句“八风不动”，我也曾讲过：“谈什么‘八风不动’？能做到吗？做不到的事，说来何益？”

鄙人看法，后来改变了。

有一种惯性思维，似乎一为“文人”，那他写出每一个字，都是在“做文章”。王尔德即宣称：“文学就是撒谎”。

然而，让我们平心而论，即是作为“职业诈骗犯”的文学家，偶尔也还是会说几句实话的。

感觉金庸“八风不动”之言，真实记述了他最初读到此文后的感受与反应，不是在“做文章”。

一个人，肯说实话，即使不应赞扬钦佩，也不致被嘲笑讥刺罢？况且，金庸只是说他读罢此文即刻想起了“八风不动”的佛家教导，又没说自己真能“不动”（原话：“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

若只感觉有微风拂面，需要提醒自己：我要努力做到“八风不动”？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甚是深巨。

王朔，这么厉害？

“黄蓉见他神色严重，道：‘这人很厉害吗？’洪七公道：‘欧阳克有啥屁用？他叔叔老毒物这才厉害。’”（《射雕英雄传·亢龙有悔》）

欧阳克后面，站着“老毒物”。矗立在王朔身后的，则是京畿那巍峨的城门楼，还有一座“纯文学”的老牌坊。

《九阳真经》教导我们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无奈，理想太高，金庸自己也做不到。

面对王朔攻击，不能视如“风拂山冈、月照大江”，只因金庸，真气不足。

王朔连金庸的一部作品都没读完，作出的批评能有几多说服力？说服力虽弱，却是抓住了金庸身上与心上的最脆弱的两大“命门”。

王朔，身在近千年来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北京，不是很瞧得起一干“外省作家”，尤其是港台作家，

“只知道金庸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

这种论调，根本不值一驳，金庸居然不辞劳苦，列出一连串的好的浙江作家、香港作家的名单，累不累？

当年傅青主有数语说得甚妙，“讲学者群攻（王）阳明，……而阳明之徒不理为高也，真足憋杀攻者。”对于王朔的攻击，金庸的反应，自当以“不理为高”，如此，真足憋杀王朔。

金庸，太在意了。长久以来“沦落”在华夏文化的边陲，自卑感是有一些的。

金庸的另一“命门”，更令金庸感到自卑的，是他在文学上的“通俗”出身。

虽然王朔也曾被看作“通俗”，好在后来基本上是“扶正”了，这才有底气反戈一击，直斥金庸为“四大俗”之一。

如将金庸小说置于《红楼》群芳谱，更像哪位？

探春。

“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才自精明志自高”。

只可惜出身不正，乃是“庶出”。

一干“纯文学作家”，无论多么的不长进、没出息，好歹人家是大老婆生的，“我自一口真气足”！

十二

这些年，金庸飞来飞去，掺乎各方举办的各种“活动”，每到一地，例必题词，多为题写对联。坦白说，那些联语，拟的并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