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7月至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共同生活了差不多六年时间。二萧“浪漫”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以及让人扼腕的劳燕分飞，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萧红的人生经历被一再叙述，初步统计，其传记多达六十余种。拘囿于能够见到的材料，以往人们对于二萧分手前的情感状态，很大程度上充满想象与讹传。近年，《萧军全集》公布了1937年5月4日至1942年底的部分日记。而1937年4月23日前后，萧红自当年1月终结为抚平萧军1936年上半年的情感出轨而带来的情感创痛的东京之旅不久，因不堪再次面对对方更为严重的情感出轨，独自离沪北上，开始又一次疗治心灵之伤的旅行。在萧红传记研究上，二萧平沪间往还的书信（萧红自北平致上海七通，萧军上海致北平四通）素来被人忽视或误解，但却是了解萧红从日本归国后情感波动及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参照此期及以后的萧军日记，则更有助于揭示二萧真实的情感世界，为今人理性认知二萧的最终分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

无论东渡扶桑，还是北上北平，萧红作为女性之“弱”在于，萧军与陈涓、许粤华等的情感纠葛，不仅给她带来心灵巨创，更扰乱了她作为一个痴迷创作的作家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无情的双重困扰和折磨。每一次逃离是追求“眼不见为净”的自我麻痹；而更主要的却是为寻得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进入写作状态，以达到对现实的暂时忘记。因而，无论东京还是北平，对于萧红来说是逃离更是找寻，伤痛和焦虑始终伴随着她。1937年5月3日在致萧军第三信里，她自述“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同时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1]。

收读前两信后，萧军于5月2日回信提及，送萧红北上当晚回家，日记里记下当时心情：“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2]对比晚年萧军对萧红北上缘起的讳饰（如为了访友、怀旧），青年萧军当时的回信，坦率说出了其内心的愧疚，以及对萧红情感世界的真切感知。他也谈到自身心境烦乱，还有无法开始工作的焦虑。

也许，二萧同在上海期间，萧红无法当面向萧军直陈内心的伤痛。一旦时空间隔，萧红再次独自面对自我，终于有机会缕清内心，通过纸笔向对方倾诉。5月4日第四信基本上没有了前三封信里的寒暄，直截表达内心苦痛的深巨。这在二萧往来书信中实属罕见：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象被浸在毒汁 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作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刻，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3]

很显然，萧红让长久以来郁积的隐痛，有了一次痛快“说”出的机会，文字因情感起伏而错落有致，但是痛诉里亦充满理性，不再如此前组诗《苦杯》或《沙粒》那般哀怨。这封信是她与自身拉开距离之后的深刻观照。某种意义上，痛苦让萧红对自己甚至女性的命运有了更其深切的认知。这封信似乎逼着晚年萧军无法回避萧红痛苦呼告的根源，1978年9月19日，注释此信时坦承自己爱情上对萧红曾有“不忠实”发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4]他对因此给萧红带去的“刺痛”引为终身遗憾，但随即还是极力对几十年前的逝者，尽可能保持那份道德优胜：“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5]人之晚年，似乎恩怨早该平淡，但萧军却仍力图从有限的自责中，尽力找到对于萧红的道德优胜，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晚年萧军所谓与某君“恋爱”，虽发生于萧红旅日期间，但后续影响却持续于萧红返沪后很长时间之内。自东京返沪，二萧的生活、写作都陷于巨大混乱，萧红再次离沪其实是他们力图重新厘清头绪，调整生活的努力。作为无辜者，如果说萧红此时是独自品尝伤痛的话；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萧军，则再次陷于“失恋”的苦痛。1937年5月4日萧军日记载有，头天许广平劝其珍惜才华“不要为了爱就害了自己”，应该“把失恋的痛苦放到工作方面去”。对于许的劝告，他亦坦率相告：“我但愿自己渐渐就会好起来的，不过，自己总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热情……”[6]为了让自己早日超离“失恋”的痛苦和人事纠缠，萧军5月5日日记载有其自创的摆脱痛苦的方法：每日晨起告诫自己要“健康”、“安宁”、“快乐”。而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他，次日更反省到自己“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7]。6日，他回复一封长信，将自己所认为的作为一个作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情感变故的态度，介绍给萧红：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8]

这段规训意味浓郁的文字，居高临下地传达出一个极其怪异的逻辑：规训者的情感出轨，对于被规训者同时也是无辜受伤者及他自己这种“从事艺术的人”，都是一种很有益的经验，应该坦然接受并“好好分析”。命令的语气（“好好分析”、“逐日逐时”还带有着重号）和霸道的逻辑，自然让萧红难以接受。这一方面归之于萧军成名后的狂妄、自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源于二萧结合之初，他当年对张廼莹那“爱的哲学”的告知。

萧军此时的自恋之态常流露于日记：5月15日，他首先对萧红作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认为她“是一个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而自尊心很强，这样人将要痛苦一生”；接着更有一段对镜自怜：“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使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晨间在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更是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9]。所谓“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应该是他常常情感出轨的根源所在。可见，青年萧军将自己的多情视为可炫耀的浪漫。渐近中年其心态或许有所变化，1941年4月身在延安的萧军，听说黄源死于“皖南事变”，心有所感在26日的日记里写道：“听说黄源在乱军中死了！不知道是否真确。我对他是抱着终身歉疚的”[10]。正因狂妄与自恋，萧军无从体察自己给萧红带去的到底是什么。6日信中，在大段规训之后，还有类似“领导视察工作”般的指示：“注意，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那时（指大约两个月后萧军自己也来北平──论者注）我要看您的成绩咧！”

5月9日在对萧军6日信进行回复之前，萧红述及收读对方两信哭了两回，6日自己也有一封信，只是因为流着眼泪写的没有寄出，怕自己的恶劣心绪影响对方。然而，等到情绪稍稍平复回复萧军此信却是另番滋味。对方的规训、命令，令其大为反感。对于萧军所谓每天看天一小时变成美人的建议，她不无讥讽地回应道：“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有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11]。而对那即将视察其长篇创作计划的“命令”，萧红更是将新旧帐算在一起反唇相讥道：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画，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12]

据书信原件，萧红将最末一句划掉了，并旁边注明“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13]。在日本期间，萧红读到萧军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引起不快。在那部关于二萧结合之初的自传性的小说里，萧军所传达的宏大而庄严的理想，让他自己即便卑怯的行为也变得无比冠冕；现如今，萧红似乎看穿了他那在革命、女色面前所表现出的空洞与虚伪。很显然，经历此前种种，萧红对萧军已然拥有另一层面的认知。这封信显然伤及萧军的骄傲，萧红的话真切戳到其痛处，令他不知如何回复。于是13日日记载有：“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14]。萧军令萧红返沪的信只有寥寥数语，诸如“见信后，束装来沪”，原因是他“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并说“本欲拍电给你，怕你吃惊，故仍写信”[15]。这显然是萧军急令萧红返沪而编造的借口，6日信中他还叮嘱萧红租房两人准备在北平过冬。

萧军骄傲而难有自责并非偶然。这出于他对“情”与“欲”的认知。1937年5月11日，他在日记里认识到“获得‘性’是容易的，获得爱情是艰难的。我宁可做个失败的情人，占有她的灵魂，却不乐意做个胜利的丈夫……”[16]正如前文他对自己所谓的“热情”的认知，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对于自己的情感出轨给他人所带来的苦痛的认识，亦非常有限。这自然让他不可能从萧红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为。正因如此，他回复萧红5月4日那封充满痛苦呼告的来信，更其充斥居高临下的规训。信头由惯常的“吟”一变而为“孩子”。或许在他眼中，萧红永远只是一个需要庇护的“孩子”，眼下责任就是开出一个让她脱离痛苦的处方。在他，处方似乎早就有了，所以开头一段就自信地写道：“收到这封信──我想你的情绪一定会好一些”[17]。而“处方”很简单，就是勇敢面对。相对于前信，此信的规训意味更加明显，满篇都是诸如“应该”、“不要”、“希望”、“要”之类带有命令语气的词汇，道理却极其宏大、空洞。收读这样的回信，萧红或许更加意识到在一个如此自恋的男人面前，已经无法达成真正的沟通。她所等待的，或许只是对方一声发自内心的道歉。但萧军此时没有这个意识，骄傲如他，“道歉”不在他的词典里。萧红也就觉得跟这样的男人说出更多真实所想也没有意义。5月15日，针对萧军的长信，她只作了一个极简短的回复，对萧军那热烈而庄严的规劝，冷淡回应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18]。不过，晚年萧军注释说，这不过是萧红的“反话”。

然而，多年来，在萧红传记研究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站在萧军立场上来理解萧红。即便对萧军此信的解读亦是如此，无视二萧平沪书信往还的大语境，甚至对萧军的注释也不在意。丁言昭认为萧军这封信“写得有情有理有节，任何人看了都会动心，因此萧红收到这封‘规劝的信’，说：‘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19]。季红真更认为：“萧军的这封信既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也坦然地表达了对萧红情感的看法，重修旧好的愿望是明显的。萧红收到他的信以后，情绪有了好转：‘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20]。两位萧红传记作者之所以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除了对材料语境的疏忽之外，还与对萧红此时思想状态的认知不足有关。很显然，如此回应萧军，源于萧红独处东京的历炼与女性意识的生成。某种意义上，萧军霸道的逻辑和居高临下的规训早已令其厌烦，她在寻求人格独立。或许，她由此看到在狂妄、自恋的萧军面前，与之心灵通约的不可能。一年后，二萧的分手自是必然。

二

一次别离确乎是二萧常常用以处理情感隔膜貌似有效的方式。萧军日记1937年5月22日开头载有：“吟回来了，我们将要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21]。在日记里，萧军亦多有对自己待人接物的反省。6月2日悟出“思而后做，多是不悔”，“做而后思，多是后悔”，而他常犯第二种毛病，萧红与之却恰成对比[22]。无论青年萧军在书信中、中年萧军在日记里，抑或晚年萧军在书信注释间，一向少有对萧红的正面评价。6月2日，认识到萧红在待人处事上优于自己，可能基于一种特殊情境令其激发出对萧红的爱意，以及在情感上的回归。随即，他还表达对未来爱情的不渝：“我现在要和吟走着这一段路，我们不能分别”[23]。可见，萧红自平返沪正如俗说“小别胜新婚”，二萧都有一段情感上的新鲜感，激发出彼此间的爱恋，企图抹平此前的情感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