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文学评价坐标系中，有两类作品容易被认为“厚重”而备受青睐。一类是史诗性作品，一类是地方志式作品。它们通常是气势恢弘的鸿篇巨制，书写了一段中国历史，或者描绘了一方风土人情。

这其中的写作陷阱，是容易让历史和风土遮盖了人。“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而某某历史和地方里的人，却是面目模糊的，以复数形式出现的。他们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

究竟“时代史”重要，还是“个人史”重要？我认为在文学里，答案是明显的。任何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的存在，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时空的纵横轴，只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人。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历史在个体的生命之中。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同理适用于地方志式小说。所谓风土人情，“风土”不是目的，“人情”才是目的。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中国现当代地方志式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呼兰河传》。没有铺陈景色的乏味，没有交代风俗的冗余。萧红的风土人情，落笔永远在“人情”。每个人都是有面孔、有名字、有呼吸的。景色不过是人的背景；风俗不过是人的道具。

比如《呼兰河传》开篇，萧红写城里的十字街，“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是地方志式小说的常见写法：先把画卷展开，背景铺陈好，然后开始说故事。这种写法易有进入缓慢的不足。《呼兰河传》却生动抓人，甚至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比如萧红在开篇处，用足足三千字笔墨，写东二道街上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这泥坑晴雨多变，深浅无常，时或陷了马、溺了猪、冲了墙、淹了街。于是各色人等围绕这泥坑，生出市井百态、冷暖炎凉来。这段描写堪称经典，它让我们看到，怎样让景物像人一样地拥有生命。在小说写作中，倘若景物与人不发生关系，不过是一堆静态的好词好句而已。

萧红笔触所及，所有的外界事物，都围绕人物内心旋转起来。难怪夏志清惊呼：“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又说，“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在读到夏志清的赞美之辞前，《呼兰河传》早已是我最爱的萧红作品，也是我最爱的中国现代小说之一。它实则更像一篇回忆性大散文。让我惊讶的是，不到三十岁的萧红，看待人情世故，处处冷峻，时时悲悯。

萧红写被折磨至死的小团圆媳妇，写受尽冷眼冯歪嘴子。最让我脊背竦然的，是她笔下的看客。他们看小团圆媳妇死，看冯歪嘴子受罪。他们的眼睛，是用来观赏八卦热闹的，他们的嘴，是用来讥讽数落的。看客有一套狭隘却自以为高明的人生理解，看客对待他人的苦难和死亡，总是见不到丝毫善意。看客的眼睛，是萧红视角的衬照，也是萧红所遇的悲凉世事的一部分。

七十多年后，面对萧红这个名字，那些不曾细读一行半页，却对着她的生平唾沫翻飞的人们，恐怕不曾想过，他们早就活在萧红的笔下了吧。生活是残酷的，青春更是残酷，萧红的青春，是残酷之残酷。生而为人，非得东奔西突，头破血流，才可能稍稍成长，略略体悟人生况味。我不相信天才，年轻轻写出《呼兰河传》的萧红，给人以天才的错觉。实则是情感的颠沛、生活的重击，让她过早老练，又过早夭亡。人生有苦难，苦难里有美意。很多时候，我们猜不透苦难和美意，但在萧红身上，这两者却清晰地呈现出来。

（原载于《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