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期的当下社会，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作家艺术家只有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才能更好地进行美的创造

谈起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常常有作家朋友说，我们本来就在生活中，每天柴米油盐、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还体验什么啊？是的，个人的生活真真切切，生动水灵。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论是教授、记者，还是工人、农民，人们所熟悉的只是自己生存的那一方空间。除此之外，对于广阔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又能熟悉多少呢？

生活是一个意蕴丰富、广阔无边的世界，涵盖着各行各业、现实历史、思想意识，涵盖着内心和外在、个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有志于反映时代本质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尽可能多地、尽可能深入地融入社会，融入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现实，进而精准地反映现实。这是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法则。

比如丁玲。上世纪30年代初期前后，从小知识分子家庭走进上海的丁玲，发表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解放题材的作品，轰动一时。如果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价值观的转变，促成了丁玲人生道路的转变。她走向延安，走向人民，走向最火热的生活，得以写出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的优秀作品。

考察丁玲的人生道路会发现，正是延安生活使她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质变。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后，她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地与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丰富了她。她走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提建议。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正是如此深入的现场体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地书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暖水屯就是一个小社会，各种关系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的儿子，和本村地主也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另一个儿子是村里积极要求上进的青联主任；钱文贵是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又是村工会主任，儿子更是被他送去参军……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存环境及农民心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将政治、经济、家族、血缘、道德、文化、个体心理等元素进行了如盐溶水、不露痕迹的成功表述，使整部作品更加真实、深刻、可信和可亲，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很多作品，成就了丁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们的文学是人民文学，而不是贵族文学。文学艺术来源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道理和道路就在面前，最关键的是如何去实践和实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确实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当下社会处于特殊的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生态。作家艺术家只有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习，去热爱，才能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众所周知，工业题材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比较难驾驭。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文学青年，我对此更是感觉陌生。为了真正走进大工业生活，我曾经在邯钢体验生活一年时间，和工人们一起工作、生活，甚至一起受伤。正是这些亲身体验，打通了我与工人之间的情感，美妙的构思翩然而至，我写出了自己的工业题材作品，并且获得鲁迅文学奖。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我都曾赶赴震中地区，后来的一系列抗震题材文学作品就来自这样真切的现场体验。为了创作反映129师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曾沿着刘邓当年行军作战的路线，在河北、山西的深山里奔波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搜集资料200公斤。为了体验民工生活，我曾搬进住着50多个民工的帐篷里，在汗臭、脚臭和鼾声中过了一个星期……

雨果说：“富人凭借客厅里的寒暑表判断冷热，穷人却只能依靠自己的皮肤去感受。”作家是永远的“穷人”，我们要用自己的皮肤，自己的心灵，去感觉，去体验。体验到了美好，就诚诚实实地歌颂美好；感觉到了丑恶，就实实诚诚地鞭挞丑恶。丁玲、柳青等无数前辈作家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从中汲取无尽的营养，获得不竭的灵感。只有这样，文学之树才能永远青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