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少儿科普读物，最初是由一个女儿缠着妈妈提问“问出来”的。参加编写这套书的一位作者，从北大化学系的本科生，最终成了着名的科普作家。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少儿科普读物，最初是由一个女儿缠着妈妈提问“问出来”的。参加编写这套书的一位作者，从北大化学系的本科生，最终成了着名的科普作家。这套书的“文革版”虽然是“政治挂帅”，却也帮助了一些人参加高考。50年后的今天，它在筹备出版第6版的时候，正在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孩子们征集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发自上海）

物理学博士万维钢一边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工作，一边在中文博客上发表科普文章，网名“同人于野”于是成了他的另一个身份。11月3日，万维钢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邀请他为正在筹备中的《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撰稿，邮件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少儿社”）编辑孙正凡发给他的。远在大洋彼岸的万维钢对于这个邀请感到非常兴奋，他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这套曾经让他着迷的书伴随过他的少年时代，那时候他一直感到好奇的是：编写这本书的，究竟是一群怎样了不起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有趣的知识？

叶永烈就是那群“了不起的人”之一，作为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他当年参加《十万个为什么》编写的过程，和万维钢眼下的经历有些类似：1960年5月的一天，在北大化学系读本科的叶永烈收到少儿社编辑曹燕芳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罗列了一些化学方面的问题，请他用通俗有趣的语言来回答。从此，这个当年北大理科生里的“文青”，不仅加入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写工作，而且最终成为知名的科普作家。

自1961年少儿社首次出版以来，《十万个为什么》已经诞生了5个版本，共发行1000多万套，累计超过1亿册。它不仅是国内第一套普及版的百科全书，也是国内影响最大、最畅销的科普读物。

一套有50年历史的“老书”正等待着新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向食物里加三聚氰胺？”

“为什么电脑键盘26个字母的排列是打乱的？”

“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吗？”

目前，《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的编纂工作正在筹备中，通过网络等形式面向全国的问题征集活动预计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问题”成了最大的问题

“‘地球是由几大板块构成的’，像这样的问题，不能再出现在新版《十万个为什么》里。我们提出来的问题，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生动、有趣！” 在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动物分册的作者讨论会上，该分册副主编、上海科技馆原副馆长金杏宝手举着某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说道。

一位作者当即提出，“有的知识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讲，又没有特别好的方式来提出问题，这确实很难。”

“各位手上有一份问题单子，是我们今年5月份向上海一些中小学生征集的问题汇总。小朋友们提的有关动物的问题最多，经过整理，把重复的去掉之后，还有5000多个。以此作为基础，希望可以激发大家的灵感。”少儿社副总编洪星范介绍说。

“问题”本身成了当天讨论会的问题。一问一答，是《十万个为什么》开创的一种科普形式。“提出一个好问题，甚至要比答案还重要。”这是《十万个为什么》第1版至3版的编辑、少儿社原副总编洪祖年传授给洪星范的经验。

向小朋友们征集问题，正是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做法，但起初，洪祖年和他的同事们却走了弯路。

1958年，曹燕芳30岁出头，是少儿社三编室6位年轻编辑中少数成家的一个。她的小女儿成天缠着她问“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会下雪？”“为什么星星会眨眼？”“为什么鸭子会游泳而鸡不会？”……孩子看见什么，就问她什么，还常常打破砂锅问到底。

此时，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针对少年儿童的出版社，少儿社已经出版了一些儿童科普读物，反响不错，但比较浅显，大多是只有一两万字的小册子。在当时，随着中共发起“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形势下，三编室的编辑们已不满足于一些小打小闹的图书。曹燕芳和同事们一起商量：干脆出一本能够回答孩子们所有问题的“百科”式的科普书！

曹燕芳的女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些“随便瞎问”的问题，最终能够促成一套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

主意定了，书名又成了问题。办公室里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大家想起来什么名字，就写在黑板上，不好就擦去。什么“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每想出一个名字，就有人说：“勿灵！勿灵！”（上海话，意为“不行”）

最终某一天，有人想起来，苏联作家伊林有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还是这个名字最好，于是决定借用。

洪祖年解释说，实际上，伊林这本书的原名叫《屋子里的科学》，由于书的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国内出版社在1930年代引进这本书时，就借用了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将书名改作《十万个为什么》。

琢磨书名的同时，组稿也在进行着。一开始，大家本以为组稿很简单，直接找了一批师范学校的7名教师来撰写。谁知写稿竟用了一年时间，再等看到稿子，就更愁了：所有的问题都是按照教科书上的知识点提的，内容也不过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的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

“这样的稿子肯定不能用”，编辑们看到稿子后意识到。虽然组稿不够成功，但大家心里对于这套书的想法，却更加明晰了。

当时，按少儿社要求，图书编辑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闷头编稿子，要与少年儿童们保持接触。洪祖年就在分别位于市区和郊区的两所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去学校上几节课。和小朋友们混在一起，可以了解他们的喜好与想法，就比较容易策划出版一些孩子们真正爱看的图书。

洪祖年和一些同事因此想到，向孩子们征集问题。1960年下半年，三编室油印了1万份问卷，16开大小，打着横线，上面印着一句话：请你提一些你想知道的“为什么”。

利用各自的联系渠道，6位编辑发动起上海市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的孩子们来提问题。两三个月后，收回的六七千份问卷就堆满了两个大抽屉。

直到今天，洪祖年还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这些问题是孩子们永恒的疑问”，洪星范说，在正在进行的第6版问题征集中，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孩子问了相似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孩子，视角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提的问题依然给予编者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有的孩子问，“为什么哺乳动物的眼睛都长在前面？”这让动物学家一时都难以回答上来。

洪星范说，“我女儿和我一起看电视的动物节目时，就忽然问我，‘爸爸，为什么老虎总是单独行动，而狮子的出现总是一群一群的？’我当时就觉得，现在孩子提问的路数，已经和过去问‘为什么饺子熟了会浮起来’不大一样了。”

从叶永烈到科学松鼠会

“在实际编书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怎样写，也并不比提问题更容易。”少儿社自然科学读物编辑室主任岑建平感叹地说。

为增强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力，少儿社找来百余位院士参与编撰，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任总主编，18个分册每一分册的主编、副主编，都由院士或该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领衔。主要作者阵容里，也有不少有名望的科学家。

这也是借鉴了老版的做法。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这些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富盛誉的名字，几乎可以在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审稿人名单中全部找到，其中竺可桢、茅以升等还亲自撰写了某些条目。

在第6版筹备出版的过程中，许多着名科学家一接到邀请就很痛快地答应下来。韩启德对“领衔”重新编撰这套书就充满了热情。他1968年被分配到陕西农村工作时，就在农民家里看到过这套书。

但是，在3月31日的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也有人坦承，他们可以为内容的科学性把关，但亲自动笔写科普，恐怕还是有一定困难。“知道好的科普文章是什么样，并不等于就会写。”

在实际工作中，果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的科学家仍是按照教科书的套路来写，岑建平只好发一些范文给对方，反复交流，“态度上很委婉，但对写作风格和文字，我们一定要做顽强的沟通”。

岑建平心里或许会羡慕曹燕芳那一代人。在编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时，曹燕芳想起来，她曾编过一本书叫《碳的一家》，作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名大二学生。那本小书文字活泼，风格清新。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可以为《十万个为什么》写稿？

曹燕芳想到的这个作者，就是叶永烈。叶从小就是个“文学青年”，小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诗作。高考时，他听说北大新闻系不容易考上，就报了化学系。在大学期间，他结合所学专业，开始尝试写科普文章，“结果比诗和小说更容易发表，投稿一投一个准”。

按照曹燕芳给的问题单，叶永烈挨个写了一遍，写完后，他觉得意犹未尽，还加了几个自己觉得应该列出来的问题。样稿发出去后，叶永烈收到的回信，是更多的问题。于是，就这样，叶永烈一口气写了化学分册173个问题里的163个，后来，又写了天文、地理、生物等其他分册的一些题目。这样算起来，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最早出的5本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由叶永烈一个人完成的。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1962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发给参加全国团干部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要求“每个人要从中学点知识”。

三编室收到了好几千封读者来信。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有人对书里的解答提出疑问。叶永烈还记得，有人来信告诉他，在“重水是什么”这一节里，有关“重水在水里面的含量”这一数据不对。为核实这个问题，叶永烈还专门请教了北大化学系的老教授，一问才得知，原来世界各地的水，所含的重水比例是略有不同的。

为回应读者的热情，1964～1965年，1970～1976年，1980，1993年，以及1999年，在近40年的跨度里，少儿社又陆续出版了4版《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参与了每一版的撰写。

这套书在叶永烈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当年和妻子杨惠芬谈恋爱，去杨家提亲时，送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但他一心向往文学创作，到单位不满一个月，包里装着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就去了当时的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他敲开厂长办公室的门，报上自己大名，还没有来得及拿出书来，对方就高兴地说：“你就是叶永烈啊，我们正找你呢！”原来，上海科教电影厂当时正在拍《十万个为什么》这部电影，早就知道叶永烈是此书的主要作者，曾向北大要人，但没有成功。就这样，在那个人人需要服从分配的年代，在《十万个为什么》的“名牌效应”下，叶永烈如愿以偿地调动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