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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鄂尔多斯荒原下雨了。 那一个雨夜我住在了韦州，窗外，韦州一片漆黑寂静，雨点紧一阵慢一阵地敲打着窗棂。 马新兰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说着很长很长的夜话。 荒原的雨声，辽阔而贴近…… 之七六盘山下不眠的倾听 臧健在北大勺院2号楼门前等我，她很高地站在雪后的阳光下。雪后的阳光分外灿烂，穿着豆绿色羽绒服的臧健分外灿烂。“你是梅洁……”“你是臧健……”当我们几乎同时在行人中认出对方时，我想肯定有一种不朽的默契在我们心中同时升起。 在2号楼内的韩国料理间，我迫不及待地给臧健拿出了马小玲的照片。臧健反复抚摸着照片，惊喜得一遍又一遍地说：“都长这么大啦……”看着臧健充满母性的爱怜我很感动，我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呀，小玲今年都15了……”“我本来说今年暑假领着我女儿和臧彤到韦州去看看小玲、马虹、马新兰的，后来有事又耽误了……1993年新兰给我带过小玲一张照片，我实在没想到5年后又有人给我带来照片……”说着话，臧健一双温柔细长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照片上的小玲。 马新兰领我在韦州的土街土巷走了很远的路，走出了镇子、走过了河滩，走到了两间小土房前，就走到了小玲的家。小玲在屋外的一小块地里挖土豆。土豆很小，核桃那么大，像我在窑山看到的一样。 “今年天旱，没长大……”小玲望着我，很腼腆地笑。读初二的小玲已长成大姑娘样，朴实、健康、大方、耐看，有一种成熟美。 “让梅阿姨给你照张相，给臧健阿姨带去。”马新兰说。 “那我换件衣服……”马小玲说。 “不用换，这就挺好。”马新兰说。 “你就挖土豆，我给你照。”我说。 于是，在土豆地里，我给挖土豆的小玲拍了五六张照片。那时我就想，我是一定要把照片带给臧健的。 就着两盘石锅拌饭、两条炸黄花鱼，我和臧健的话题就没离开小玲，没离开西部女童。然而，我听到更多的是“大龄女童”。作为研究中外妇女问题的学者，臧健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领域。 以往无论是儿童学或生物学或统计学的研究，习惯将儿童年龄定义在0-14岁，15岁以上即与成年人同等看待，臧健说，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的定义，将儿童界定为0-18岁。这一概念从1995年开始，已为我国政府所接受。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女童，应指0-18岁的全体女孩子。 儿童按照不同的年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0-5岁为婴幼儿期，6-12岁为学龄期，13-18岁为青春期。女童研究的范畴，应包括女童生长、发育、就业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考察历史形成的以及不断演变的对女童的歧视，关注女童所应获得的平等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应包括女童从出生到青春期的整个发展阶段。 臧健在多年的研究中、尤其是在1993年7月赴宁夏做“口述史”访谈中发现，贫困地区的失学女童不仅仅局限于学龄期儿童，13-18岁的大龄女童失学问题往往更为严重。相比来讲，大龄女童的生存状况更为不利。种种原因，贫困地区有70%适龄女童不能入学，这就势必造成贫困地区有70%的13-18岁的没念过书或只念过一二年书的大龄女童文盲。这些女童再也无法进入学校，即使在西部女童教育搞得好的地区和学校，大龄女童也因为年龄偏大正规学校无法接受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部分大龄女童文盲将构成下个世纪初中国妇女文盲的主体。臧健说，目前的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贫困地区大龄女童受教育程度低是她们早婚早育率高、多胎多育的基本原因。 臧健说，90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青春期的大龄女童卖淫、性交易与性剥削问题，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地区城市中做三陪女、卖淫女的，大部分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的大龄女童。卖淫是个遍布全世界的社会问题，仅靠公安部门打击是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假如贫困地区的大龄女童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假如她们能够得到技能培训，假如她们具备了发展能力，她们中大部分人就不会选择卖淫脱贫的方式。就此问题，臧健在1993年的“口述史”访谈报告中，在1995年世妇会女童论坛上，在1997年“贫困地区女童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多次呼吁政府和全社会予以关注。 臧健认为，在女童失学辍学比例和大龄女童文盲相当高的地方，非正规教育不仅使女童特别是大龄女童重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更获得参与社会的机会，其作用不可低估。非正规教育往往是与贫困相联系的，越是贫困的地区，其效果越明显。非正规教育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却是发展中国家借以促进改善贫困地区女童状况的有效途径…… 臧健对大龄女童问题的研究与关注使我立即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六盘山下的固原地区西吉县单家集的单秀明。也许我们早已从《红旗飘飘》大型丛书里、从许多长征过的前辈的回忆录里，看到过单家集。1935年至1936年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左权、陈赓、杨勇等红军领导人率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西征部队红一军团先后三次进驻单家集。离单家集不远的将台镇就是红军三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的地方。 我发现，几个月来我在西部走了很远的路，但我走来走去没走出黄河，没走出古丝绸之路，再就是没走出这条长征之路。当然我们更能从毛泽东的著名诗词《清平乐•六盘山》里获悉，这是块播撒过革命种子的地方。这主义里包括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单秀明的母亲就是在这些革命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英雄的穆斯林女儿，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这位女性都勇敢地担当了单家集村妇救会主任、村贫协主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在风雨、炮火中奋不顾身的女性的形象。因此，这位母亲就在1965年国庆节时，随少数民族代表团走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一切都翻了过来。“红卫兵”、“造反派”洗劫了单家，因为他们在反复的抄家中发现了这位母亲和刘澜涛的合影，“和叛徒合影肯定是叛徒”，造反派们说。他们殴打这位英雄母亲的丈夫，说他把图钉钉在毛主席像上（用图钉把一张像钉在墙上何罪之有？），立即定为“现行反革命”……于是，这位熬不过惊恐、折磨、凌辱的男人就在1966年岁末上吊自杀，那年单秀明初中毕业，是单家集史无前例的三个女初中生之一。而母亲为了孩子们，顶着熬着走了过来……从遥远的西部农村单家集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叫“浩劫”——无论城市农村，也无论天涯海角，命运之苦在劫难逃，如同洪水过街，片甲不留。这种让人无法逃遁、无处藏身的“革命”，其渗透性、残酷性与无人道性实属人类罕见。 少女单秀明经历了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的心灵轮回，这势必要奠定她日后的不屈不挠；而血脉里流淌着英雄母亲凛然傲然、追求光明与正义血液的单秀明，日后的人生绝不会卑琐与平庸。 1974年单秀明被西吉县兴隆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聘为农业技术推广员，社会上普遍称为“老推”。“老推”的日子永远和农民在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不同的是他们在顽强地推广良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同时，顽强地与千年的传统和保守、愚昧、落后抗争。西吉是“苦甲天下”的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首称县，西吉聚居着80%的回族人口，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直到90年代许多村子仍没有一个女孩上学，农村女性文盲率高达90%。 干旱贫瘠的西吉兴隆，历史上从来不种蔬菜、更不种西瓜，1983年，单秀明率先要在兴隆推广地膜西瓜。她发动了40名能够管得住男人的女人——单秀明向我说这句话时对我解释了一句：即在男人面前说话能够算数的女人。她向她们说：“你们种，我承担风险。成功了你们付给我种子、化肥、地膜款，失败了我赔你们每亩地400斤麦子，种子、化肥、地膜款我不要了。”那年推广种植了60亩，亩产2000公斤，成为西海固农民当年家喻户晓的新闻，结束了兴隆不能种西瓜的历史。后来的兴隆几乎每家每户都三亩两亩地种西瓜，全镇最多的年份种500多亩西瓜，最少的年份也种200多亩，现在，亩产已达4000公斤。后来单秀明见到我时说：“一亩地赔400斤，60亩要赔24000斤麦子呀！种子、化肥、地膜我已垫进去6000元。真砸了拿啥赔呀？现在想起来也后怕，那时就是坚信能成功。”1987年单秀明推广地膜玉米1700亩，外面风传：“种不成没事，有农技站赔呢！”单秀明说：“你必须给我好好种，别老想着等我赔，只要有人种成功一亩，也别想我赔你。”单秀明说，该硬时也得硬。结果一举成功，亩产390公斤，现在兴隆的地膜玉米亩产550公斤，最高的达800公斤，单秀明在兴隆累计推广地膜玉米2万多亩。25年来，单秀明参加完成农业技术试验课题30多项，示范推广地膜玉米栽培、农作物立体复合种植等农业新技术24000多亩，增产粮食164万公斤，净增产值74万多元；单秀明大力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使兴隆镇的小麦品种更换了5次，马铃薯品种更换了5次，玉米品种更换了3次，胡麻品种更换了4次，兴隆的良种覆盖率达到98%；单秀明推行中低产田改造，使近万亩中低产田亩产由150公斤提高到300多公斤；单秀明推行土壤培肥技术、小麦玉米套种技术、节能日光温室技术20多项，使全镇29300多亩农作物单产由90公斤提高到184公斤，增产粮食5040万公斤，使兴隆镇90%的农民解决了温饱；如同不种西瓜一样，兴隆人历史上不种蔬菜，执著也执拗的单秀明一定要带领兴隆人种蔬菜。现在兴隆人种的蔬菜不仅满足自己食用，还大批量地运往西安、兰州。最多时兴隆一年种植蔬菜1600多亩，亩产3000多公斤，1997年兴隆农民仅蔬菜收入就达20多万元，最好的户一亩蔬菜产值就达2000元。西瓜、蔬菜使兴隆的穆斯林女儿们个个挺起腰板做人了，丰收的季节，她们的西瓜、蔬菜生意热闹成了“兴隆一条婆姨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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