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倾4年心力在河南省兰考县探索和实践新乡村建设。2003年8月至今，这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原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与其他各界乡村建设同仁一起,成功地打造了南马庄村等6个乡建实验基地，创建了以村庄为单元的包括经济合作社、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属性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
　　
　　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何慧丽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农民合作的结构与过程——兰考农民合作的社会学干预研究》。2007年6月，何慧丽通过了论文答辩。然而，就在不到一年前，或许直到今天，这位刚刚摘得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桂冠的青年学者，还在不断地被人质疑：你是在做学问吗？你不就是在搞社会活动吗？你怎么能算是一个研究者呢？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既发展了“行动社会学”。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学家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外在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
　　
　　图海纳的“社会学干预”理论或许给了质疑何慧丽的人一个回答。然而，对于兰考的农民来说，何慧丽乡建实验的价值不在于所谓的学术名份和理论归属，而在于她做了，实实在在地做了。正如一位与她素昧平生的支持者所言：“让农民合作起来，早在10年前或者更早就在相关学者中形成共识了，但现在，有人来行动了。”
　　
　　用行动做学问，达到知行同一
　　
　　玛雅：最近听了你的讲座《黄河岸边的农民合作》，想到“三农”学者曹锦清的著作《黄河岸边的中国》，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何慧丽：这个标题的确是受到《黄河岸边的中国》的启发，不过曹锦清老师的书是客观实证性的，我是综合建设性的。我想，在中国当前的转型社会，是不是应该多一些综合的、建设性的声音？如果曹老师笔下的黄河岸边的中国是那个样子，那么，那个样子又怎么能够改变？我希望再往前走一步，用建设性的行动去改变黄河岸边的中国。
　　
　　玛雅：谈谈你这几年结合乡建实践做研究的情况。
　　
　　何慧丽：我是2003年从中国农业大学到河南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在温铁军老师为首的相关理论指导和启发下,以及其他众多乡村建设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搞了6个乡建实验基地，建立了经济合作社、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农民合作组织。4年中，我们干了几件事，有的颇具争议。2005年，我把兰考农民文艺队带到北京，在农大的舞台上演出。2006年，我在北京的书店帮农民卖米、搞购米包地、组织城乡互动第一团、举行城里消费者与农民生产者参与的价格听证会，等等。结合在基层工作和开展乡村建设的经历，我陆续写了《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从“镜”到“灯”：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回归中国，回归农民》、《迈向实践，迈向劳动大众》等文章，完成了博士论文。根据我们的实践和研究，我认为，知识分子中是可以出来一些用行动做学问、达到知行同一的人。
　　
　　玛雅：兰考的农民合作是从文艺队开始的，为什么？
　　
　　何慧丽：我发现，要想发展农民经济合作，它的抓手恰恰是社群文化合作。文艺队其实并不简单，发育合作文化是合作经济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因为要搞经济合作，如果农民互不认识，互不信任，怎么合作？先让他扭秧歌、打腰鼓、敲盘鼓，他有这种合群的感觉了，再搞经济合作。而且，如果只搞合作经济，因为起初阶段需要白白奉献，许多媳妇就会埋怨她们的丈夫，说他爱管闲事不顾家。让媳妇去唱歌跳舞，她也没功夫去干涉丈夫搞合作社了。
　　
　　玛雅：有人说，你这是搞社会活动，不是做研究。
　　
　　何慧丽：我们这个研究跟主流学者不一样，但确实是在做研究，我们有理论预设，有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研究路径。主流经济学家说，农民经济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其他活动都别搞。我们不这样看。我们是从“文化本位”来做这个事。因为要搞合作社，首先得有合作的道德和文化。现在其实是礼崩乐坏，没有合作的文化氛围、合作的道德，为赚钱，大家“呼”地聚到一起，道理上好像对，其实不是。在黄河岸边的农村，经济合作欠缺，社群文化更欠缺。我们从文艺队开始，唤回农民合作的记忆，培育他们的合作意识、合作文化。我们做的可能更长远一些。透过社群文化建设，达到“文化本位”境界
　　
　　玛雅：2005年夏天，我在山东农村采访，晚上看村里妇女扭秧歌，一个个兴高采烈。我发现，秧歌这种平平常常的文艺形式，却能让农民自娱自乐，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
　　
　　何慧丽：是这样。农民农闲的时候比较多，与其打麻将、烧香拜佛，扯闲话，还不如在一起蹦蹦跳跳，既锻炼身体又愉悦身心。你发现没有，农民文化合作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比如把文艺队作为经济合作的一个抓手，这个我们称之为工具层次的文化合作。
　　
　　第二个层次是作为目的和内容之一的文化合作。不论是秧歌、腰鼓，还是盘鼓，农民在蹦蹦跳跳、敲敲打打之后，忘记了这只是经济合作的手段。他们突然发现，人的文化需求其实比经济需求还重要。那些妇女扭扭秧歌很快活，她快活了，婆媳就不吵架了；身体健康了，干农活更有劲了，亲人在外打工更放心了；她腰鼓敲得好，还可以到城里来演出。
　　
　　第三个层次是作为战略目标的文化合作。比如敲盘鼓，它是一种黄河文化，一招一式都融进了民族自豪感的成分。当农民以几十人、上百人的阵势表演盘鼓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生发一种神圣的、浩然大气的感觉。他不觉得自己是个农民，而是一个大写的中国人、文化人。他的每一槌都是怀着无限的虔诚用血肉来搏击的。
　　
　　曹锦清老师在看兰考农民的盘鼓表演时流泪了，他说是因为感动、震撼。那鼓声，是黄河的咆哮，是中原大地的呼唤，是我们民族崛起的声音……曹老师还说，中国指望现代化、城市化在短期之内把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城市去，是不现实的。农村还是中华民族多数人生存的基础和家园，而且是精神家园，而合作组织是培养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对于农民来说，文化上的合作也许是更重要的，其实是给他们的活法一个文化依托和精神支撑。
　　
　　这时候我就感觉到，文化合作的更高层次应该是战略意义上的合作。从兰考的经验来看，在农民增收很难，尤其多次出现“何慧丽卖米难”的情况下，农民合作可不可以以社群文化的形态出现？可不可以以“文化本位”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战略性目标？
　　
　　玛雅：“文化本位”的新农村建设，你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考吗？
　　
　　何慧丽：费孝通说“文化自觉”，贺雪峰提出“福利本位”，我觉得应该叫“文化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说，在农民经济条件不可能大幅改善的现状下，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遭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的全球背景下，中国的农民在社团文化合作中倡导一种新型的“重生态、重合作、低消耗、高福利”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为他们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自主”地提供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和活着的价值文化系统。这将是在已陷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极度冲突的困境之中的西方文明不能持续时，对人类的一种全新贡献。
　　
　　玛雅：你说的“高福利”是什么标准？
　　
　　何慧丽：就是在吃饱、穿暖、住好以外，还有各种娱乐和社会交往，有心思体验人生的乐趣，可以思考文化的问题，关心超越自己生存的价值，等等。用另外的话语来说，就是让农民在良好的社会关系中、在低成本的可循环的生态经济中、在一种自尊自信的精神状态中，体验到人之为人的满足和乐趣。
　　
　　玛雅：这些是你在几年的实践中得出的理论认识？
　　
　　何慧丽：是我这几年的“真经”，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精髓的一部分。
　　
　　玛雅：如果说你的研究方法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那么把你“文化本位”的“真经”拿回兰考，你对它所产生的效果，以及对今后农民合作的意义有什么预期？
　　
　　何慧丽：我们搞乡村建设，是要在乡下形成一群一群的农民现象，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农民现象。我们觉得，要有让农民形成一群一群的制度才是根本。有人会说：只要国家一声令下，颁布一个法规，正规的制度不就有了吗？你何慧丽这是瞎闹，能把农民合作的制度建立起来？但是我发现，农民合作的制度是通过合作行动的本身得来的，外在于天天见之于办公室墙上的那些公约、规章，内在于渐渐生成的一种惯性的合作体验。这种体验是在不断地做事情、搞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地培养出来，感悟出来的。这几年我们策划了很多合作方面的事情，搞了无数的活动，就是为了让农民有这种群体合作的体验。
　　
　　分散的农民，就像温铁军老师说的，20个警察也管不住一个，想投机就投机，你没法用好坏来说他。但是一群合作起来的农民，就会形成一种农民之间相互支持和监督的合作机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文明才会有基础。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的合作你能搞什么？农村如果没有农民自助合作的组织，任何一个支农的政策、一项要推广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加大成本代价，弄不好是劳民伤财的。既便是敲盘鼓，一个农民去敲也没那个感觉，身材不好，脸也不好看，但是一群农民一起敲，它是一种气势、一个壮观。
　　
　　玛雅：创办老年人协会对新农村建设有什么意义？
　　
　　何慧丽：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各界有识之士，都痛心于今天的发展之路走得比较偏，偏到丢掉了传统，丢掉了国情，忘记了乡村，忘记了老年人。而谁是乡村家园的守护者呢？是老年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让他们在编写村志村史、收集传统旧物、传承传统和经验方面成为一个载体，这个功劳是相当大的。老年协会对稳定农村社会十分重要。每个村庄都有在外打工的人，老年人活得好，其实是给在外头的人一个心理安慰，也是给农村绝大多数转移不出去的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少年儿童一个比较好的村庄印象和村庄预期。所以，老年协会其实也承载着社群文化建设的战略性目标。
　　
　　我寄希望于政府，也寄希望于农民
　　
　　玛雅：经过这几年的实践，你对农民合作的前景是否乐观？
　　
　　何慧丽：我是乐观的。没有理由不乐观。其实像我这样的挂职干部不算什么。认你，你是个县官，不认你，你啥也不是。我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还走到这儿，说明只要去做是可以做成的。当然了，推广不是我们这些实验者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认为这事儿很重要，去介入，去推广，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一些相关培训，我还是很乐观的。
　　
　　玛雅：你寄希望于政府？
　　
　　何慧丽：我寄希望于政府。农村是有空间的，在政府包容的情况下可以做，何况将来政府越来越支持。提出新农村建设、制定农民合作社法，说明中央有姿态，也会加大行动。客观地说，我对政府非常乐观。谁都知道，兰考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不只是因为我，所有的合作社一开始政府就有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基层政府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农民合作起来了，政府还是挺支持的。我们总结的实验经验，第一条就是“政府主导”。
　　
　　我也寄希望于农民。兰考这几年的实验是在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在我这个体制内干部的引发下，慢慢地自下而上做起来的。现在已有近30支村庄文艺队，5个老年协会。经济合作社的发展各有特色：南马庄村已经上了100多万元的一个无公害大米加工厂；贺村的生态建筑队已开始盖第5座生态房；胡寨村合作社的原木画加工业已有几十个品种，还带动了周边的6个村庄。2005年底，我被调到开封禹王台区挂职副区长，兰考的农民合作事业不但没中断，反而蓬勃发展，说明它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总结的第二条经验就是“农民主体”。
　　
　　玛雅：但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那么开明，很多地方对农民组织起来要干什么是有疑虑的。
　　
　　何慧丽：如果说有些基层的人比较戒备，那其实是误解。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通过种种可行的办法弥补城乡差距，以城返乡，以工补农。兰考的经验是对乡村建设改良主张的一个实践，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证明。兰考的农民合作是在村两委（党支部和村委会）主导下的农民合作自助，跟村庄发展、村两委功能的改善是良性的循环关系。我们并且希望，农民通过合作，跟国家、市场也能形成良性的关系。开封市有关领导去兰考看了乡建实验，说无论是从农村社会工作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农民经济发展的角度，都让人感到振奋，认为这些事是大好事。它符合了中央“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精神。
　　
　　玛雅：现在回过头看兰考，跟4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也是最让你感到欣慰的是什么？
　　
　　何慧丽：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发芽了，兰考农民的乡建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合作的经济和社群事业都发展喜人，农民自己有了组织合作起来的愿望和要求。以前学者说，农民不组织起来就没有前途，现在农民自己也感觉到了。虽然合作起来困难重重，但是不合作只有死路一条。也许有灾难来了，会促使农民更加紧密地合作，现实的需要比我们人的需要更起作用。无论如何，我绝不悲观。因为悲观就等于宣判死刑，不做，消沉，然后马上又变成愤青,怨天忧人，那其实于事无补。事实是，天时地利是有的，我们做的是人和的事，要有信心，努力地、建设性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