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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大国崛起无形指标比有形指标更重要

时间:2013-04-19 12:59来源: 作者:公方彬 点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中国之梦。以此号召全民激发出积极力量,有其必要性,但是更需强调的是,在凝聚民众力量的同时,还要帮助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尤其现代文明下的大国崛起的意义。比如,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清代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中国精神。正是这一开创性阐发明确了一个需要国人深入认识和思考、甚至带有启蒙性质的重大命题——大国崛起于精神。
  
  大国兴衰的根本动因
  
  大国崛起于哪里是个看似简单、实际艰难的命题。讲简单,是因为哪怕找个路人,也能数出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大国,并且知道谁是“领头羊”。既然很容易弄清谁是大国,在此基础上谈大国生成的原因,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困难。问题在于,当我们切入本质,寻找深层次的有形大国背后的无形元素及其动因时,问题便不再简单。一定意义上,国民观念和意识中的大国概念还很传统,甚至说落后,绝大多数人所追求和认定的大国不过是有形部分。大国没有硬实力不行,没有有形大国便不存在无形大国,但仅从有形方面辨析,很难分清什么是大国,更难把握大国兴衰的规律。
  
  地域广阔是否可以认定为大国?应当说是重要指标,但不等同。人口众多是否可以认定为大国?也是重要指标,也不等同。以色列人口不到千万,却屹立于伊斯兰世界。那么,是否可以以富裕程度衡量大国?最新人均GDP排名,前10个国家除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排名前三的是卢森堡、卡塔尔和挪威。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都排在15名开外。军事实力强大是否可以认定为世界强国?同样是重要指标,但不具有规律性和决定性。以2400万人口养着上百万大军的朝鲜,以及近9000万人口养了近50万军队的越南,都称不上是大国。相反,仅有6万左右武装部队的加拿大,却是八国集团中的成员,世界很多军事行动都有其身影,并且一再强调自己的世界领导力。
  
  以上简单比对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仅仅有形的存在并不必然成为大国,特别是世界大国,更进一步说单一指标很难成就大国,多指标叠加才会造就大国,并且每增加一项指标,大国的基础就越扎实,地位就越牢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指标皆为有形,更有无形的大国支持要素存在,包括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成果,这些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与贡献的最重要体现,所谓软实力主要是这一范畴。
  
  既然文明创造是大国崛起的鲜明标志,为什么创造文明者都不能维持永恒,而是一个个走向衰败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21种文明,其中14种已经消失,6种处于衰落中,唯一繁荣起来的是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该文明延续和发展为古希腊文明,再由古希腊文明发展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业文明。到目前为止,该文明仍然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且无衰落迹象,亦无替代者。历史发展存有变数,但总趋势不会被改变。应当承认历史发展存在着偶然,但更决定于必然,即使当时思想家们选择的是其他文明,最终仍然要回到古希腊文明上来,这要归因于这种文明蕴含着人类发展最需要的丰厚基因。正所谓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英帝国。英国是美国之外的真正领导过全世界的国家,并且是第一个。原因在于英国创造了超越其他所有国家的文化与科技。早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就与贵族签订了日后成为其君主立宪法律基石的《大宪章》,也就是说有了《大宪章》,“议会代表整个王国”的宪政道路才在人类社会开创。洛克早在300多年前就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和人的“自然权利”,强调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首倡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认为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但立法权仍要受到人民的管束,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有撤销立法机关的权力。这些思想和政治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美国、法国的政治走向,甚至影响着世界。之后不到百年,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问世,一只“看不见的手”直接影响了西方政府构成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种思想理论不仅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而且影响了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有了这两个人的思想理论,再加上牛顿带来的自然动力向人工动力的转变,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总体而言,美国与英国的崛起动因是一致的,因为最早踏上新大陆的那批移民,原本就来自英国,他们把英国的文化和价值观都带到新大陆,其最明显之处便是共同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只是由于文明进步的原因,或美国形成于移民的原因,后者比前者更具包容性和创造力。
  
  英国和美国的发展道路充分证明,文化和科技创造、制度和价值观创新是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根本动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更具创造力,或者什么力量激发出其创造力?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更根本、更核心的命题——国家或民族精神。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了牺牲而来的精神,永远不敢言强大。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任何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因担当而来的牺牲,这个阶段就是苍白的,甚至会被人类社会所忽略。至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国崛起于精神。没有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不会走出很远,更不敢言真正崛起。
  
  中国崛起的精神制约
  
  中国要实现强国梦,抑或实现大国崛起的制约因素或瓶颈到底有哪些?
  
  第一,缺少对人生意义的更为深刻理解,难以产生大国必备的赢得他人尊重的担当意识和行为。
  
  由于文化品质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很受局限,大多情况下限于物质和感官享受层面,对尊严和优雅等现代文明素质几近盲点。我们的很多官员与民众只知道权力贵族、财富贵族,不理解也不追求精神贵族。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社会金钱至上,但没有思考金钱背后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每张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仰上帝”!
  
  每一个民族秉承的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一些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塑造的过程。西方人所讲的,“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都说明着同一个道理。其实,这其中又不能不让我们悟出一个规律,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必造就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追求平等起家的,正是因此而获得拥戴,然而走到今天,却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以官位为核心的等级观念,这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到美国的国家公墓,我们就会发现上至总统、五星上将,下至列兵,每个死者都占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而在国内,你仰视官员的同时又会俯视劳动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称为先生和女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体制机制上切断了权力、职位和利益的关联,总统、首相离职后也得自谋出路,其他所有政务官员退职后的第一要务是找饭碗。
  
  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为此,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属于价值观的范畴,甚至为私德所关照,不关他人。问题是私德必然外化,成为处事原则与行为方式,特别是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必会化作群体行为,本国家本民族的行为必波及外部国家和民族。以备受诟病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为例,关起门来做事的时候,特别是这些行为成为国民普遍无意识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影响世界,这时的不良效应就开始发酵。
  
  第二,缺少对大国崛起本质和世界精神脉动的准确把握,难以产生占领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中国之梦。以此号召全民激发出积极力量,有其必要性,但是更需强调的是,在凝聚民众力量的同时,还要帮助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尤其现代文明下的大国崛起的意义。比如,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清代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唐代占40%,如此便有了“梦回大唐”、“万国来拜”、“纳贡称臣”,而这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评价上。比如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是功利评价,但如此一来,难免别人反过来会认为,中国一旦强大,必定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并不会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
  
  有一个思想理论我们未必已真正理解且把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这原本是一个影响党的执政方式,同时引领大众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的思想理论。由于政治观方面的制约,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新中国成立为价值起点,同时以此标定历史。这在阶级对抗时期是正确的,但在阶级斗争熄灭、阶级对抗不再、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执政阶段,我们就必须考虑这种划线会不会切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问题,至少会形成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接受,进而导致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久而久之还会造就出缺少辩证思维的不理性的国民。举例来看,不承认以国家意志条约的方式割让的领土,那么以国家意志开拓来的领域是否承认?我们经常讲不承认腐朽没落的晚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是否承认满清早期开拓的疆土?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是否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是否承认新中国成立后出让给越南、朝鲜乃至俄国、印度等国家的土地?如果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并且追溯百年前的割让国土,是否有说服力?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颠覆历史,而是我们需要更理性和更辩证地思考问题。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仇恨教育,民众形成了特有的价值系统与价值取向,虽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凡事以阶级斗争的马首是瞻,但冷战思维还是严重地存在于一些人的思想深处,再加上弱国心态与民族主义,难免会与西方世界发生冲撞。我们习惯讲谁在百年前伤害过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这种观念和思维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决定的,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时,仍然要求主赦免施暴者的罪恶。西方人很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盯着百年前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半个世纪前日本侵略中国,那些人都已经作古了,怎么能把仇恨转嫁到毫不相干的这一代人身上?这其中的道理引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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