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此地與諸位見面﹐很高興﹐在二十年前﹐當牟先生在此地任教時﹐我曾應人文友會之邀而作一次演講﹐今天是舊地重遊了。
　　
　　今天講的是孔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地位﹐本來這題目我的一篇發表在中華學報的文章﹐有二三萬言﹐此文曾在香港轉載﹐因中共之批孔﹐故近來注意這方面。中華學報未必為一般人所見到﹐且那文章亦未將意思表達得完全﹐重點在那裡﹐看的人亦未必十分清楚,故今日再講這題目。
　　
　　現在不是說孔子的學問本身﹐孔子思想究竟怎樣﹐是另一問題。亦不是考訂孔子在歷史文化中的地位﹐而是看實際上孔子在歷中文化中的地位是作樣形成的。當然﹐要研究孔子﹐發揚孔子的學問﹐亦必須參考過去的歷史文化中孔子的地位﹐了解古人對孔子的了解是怎樣的﹐這對研究發揚孔子學問是很有幫助的。
　　
　　關於此問題﹐民國以來許多學者乃至外國之漢學家都有許多說法﹐孔子本是諸子之一﹐何以他的地位如此特殊呢?很多人說是因為漢朝的董仲舒的尊儒而造成﹐因而妨礙了中國學術的進步﹐這說法到處流行﹐又有說因為儒家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為歷代帝王所提倡﹐四書五經為考試的內容﹐故孔子有崇高的地位﹐又有說孔子所講的道理﹐對統治者有幫助﹐如三綱五常之說﹐這些說法都極普遍﹐亦可說是事實﹐外國之漢學家亦視中國為儒教國家﹐重視儒家的政治意義。當然儒家影響政治是沒有問題的﹐但這究竟是因呢﹐還是果呢?若是因﹐則孔子思想便先天地限制於政治上﹐若是果﹐則這些都是因為中國人推尊孔子而產生的結果﹐由於中國人的推尊孔子﹐而致使帝王提倡儒學﹐今天要說的重點便在這裡。其次﹐孔子地位的形成﹐並不是在某一個時候完成的﹐而是逐漸由各時代對孔子的推尊而漸次形成的﹐為中國歷史上各種文化領域的人所共同推尊而形成的﹐政治與帝王的力量﹐只是果﹐而不是因。
　　
　　我們為什麼這樣子說呢?這是一歷史的事實﹐因若我們說孔子的地位是由政治造成的﹐則首先便有一不能解釋的事實﹐即孔子在當時的政治界是不得意的﹐先秦諸子者中都有記載孔子失意的事情。只是死後﹐得魯君的哀悼﹐此外﹐便沒有其他政治力量。故孔子的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弟子的尊崇。孔子死後﹐弟子但都以喪父之禮事之而無服﹐心喪三年﹐三年期滿後﹐弟子們聚會以話別﹐散後﹐子貢則獨自再回到孔子墳前再居三年。此後﹐孔子許多學生及其他人﹐便聚在孔子墳前居住﹐一兩百年後﹐便形成「孔里」﹐由於孔子的弟子及弟子與政治發生關係﹐而使主政者對孔子的尊重﹐但這已是兩代以後的事﹐孔子的影響﹐直接是在於教育﹐孔子直接影響的是他的學生﹐後來這些學生許多從政﹐更有成為王者之師。於是便慢慢形成孔子的地位。孔子直接的影響是在教育上﹐在這點如深本淵源﹐可見到孔子自己也說好學﹐「好古敏以求之」﹐他對前聖先哲﹐是自居於學生的地位﹐他是先為學生然後為師﹐孔子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至晏平仲為師﹐然後孔子的學生以孔子為師。孔子在中國的地位﹐如同耶穌之在西方﹐穆罕默德之在回教國家﹐釋迦之在印度﹐但他們並不如孔子的有老師﹐而自居於學生的地位。耶穌是前無所承的﹐而為後人之師﹐為後人之教主﹐他並沒有老師在他之上。釋迦本有老師﹐但佛經上載釋迦出生時﹐便自謂「上天下地﹐唯我獨尊」此代表佛教對釋迦的觀念﹐認為沒有人能當他的老師﹐法華經上說佛之前身有老師﹐但今生則沒有老師﹐這說法在佛經上是一致的。穆罕默德承認在他之前有先知﹐如摩西﹑耶穌﹐但說他自己是最大最後的先知﹐並不是承繼耶穌而來的﹐他對上帝﹐有特殊的了解﹐而並沒有師承。是以他們都與孔子不同﹐都不承認有所師﹐都是空前的。孔子則不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他自居於學而知之﹐自謂「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可見孔子是自居於一學生的地位﹐故我們應說孔子是一學生﹐有許多老師﹐如堯舜﹍又有許多學生﹐既承先﹐又啟後﹐既繼往﹐又開來﹐這是孔子的特點。而耶穌等雖啟後與孔子同﹐但卻看不起先輩。
　　
　　其次﹐孔子所承的先輩﹐都屬於中華民族的﹐夏商周雖屬不同的部族﹐但文化是一氣相承的﹐如周公﹐雖代商之無道﹐但對商之聖主﹐仍是尊重的﹐故我們可視夏商周為一大民族(華夏民族)。故孔子所傳承﹐所開啟的﹐是本身的民族文化﹐而耶穌之教﹐卻傳放外方﹐今日之猶太人﹐並不信基督﹐釋迦亦然﹐這雖更有時代性﹐但他們所要求的宗教精神﹐與他們本身的民族精神﹐有一段距離。而孔子所要求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便能與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合一﹐為中國人所共同遵守。回教在這地方與孔子不同﹐但回教之所以能為阿拉伯人所信﹐因為穆罕穆德本人是軍事的領袖之故﹐是憑著軍政的力量﹐使阿拉伯人接受回教。孔子則純粹靠他的文化思想﹑學術內容﹐以「文」的傳承﹐成就中國文化﹐而不是靠軍政的力量﹐而使孔子的精神與中華民族的精神分不開。由以上之比較﹐便可見出孔子的特殊。孔子的「文」的承先啟後﹐承先﹐是承堯舜﹍﹐啟後﹐是開啟後來的學術﹐諸子百家差不多都是後孔子一百年方興起﹐可說多少都受孔子影響。孔子的學問﹐同用「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二語以表之﹐兼修己及治人二方面﹐而墨子﹐是得「行義以達其道」一方面﹐以義行仁﹐道家則得「隱居以求其志」一方面﹐重個人精神之遊於天地。於此可說道墨皆是孔子某一方面的精神﹐而孔子兼之。
　　
　　故孔子在先秦是居於承先啟後的地位﹐而並非是諸子之一﹐是在諸子之上的﹐以孔子為諸子之一﹐始自章太炎﹐以前人是不如此說的﹐孔子當然是儒家的宗師﹐但孔子並不只是屬於儒家﹐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論述各家時﹐皆引孔子之言以作評論﹐可知班固是以孔子為居於九流之上的。在這地方﹐我們可知孔子是上承六藝﹐下開百家的﹐學不厭﹐是承六藝﹐教不倦﹐是開百家。莊子天下篇將學問分三種﹐一是政治﹐二是學術(詩書禮樂)﹐三是百家﹐但沒有列孔子﹐百家中沒有儒家。可知儒家是歸入詩書禮樂部分﹐是從古代傳下來的﹐而孔子是承六藝之學而來的。百家之學與六藝之學並不相同﹐百家是後起的﹐而六藝是從傳統下來的﹐史記上說「考信六藝」﹐以之為標準所在﹐最為明顯。
　　
　　由此可知董仲舒罷黜百家是要回歸到本源的意思﹐不肯只講分散的學問﹐而要講本原的﹐因百家是後起﹐而六藝是本原。其實有只講黃老﹐只講申韓﹐而不說本原﹐不能綜合﹐這是不夠的﹐故要以本原處來統一﹐這是所以要崇儒的緣故﹐罷黜﹐是罷黜百家政治地位﹐而不是禁止研究。
　　
　　六藝之學﹐以今語說之﹐即人文的學問﹐詩是文學﹐書是歷史﹐禮是法律禮儀﹐樂是藝術﹐易是天道﹐哲學﹐春秋是明是非﹐乃歷史哲學。此為人文學問的全體﹐故漢初之或言黃老﹐或言申韓﹐只是講得一部分﹐而非全體﹐故董仲舒的崇儒﹐是要以全體代替部分﹐並非如後人所想之專制。在六藝之下﹐百家亦可成立﹐但不能居於最高的地位。但亦無禁止之事﹐如西方之待異教。
　　
　　其次﹐孔子不只是儒家﹐而可通於其他各家﹐亦不只是哲學家﹐以前人看孔子是先師至聖﹐是文宣王﹐並不是狹義的哲學家﹐他的思想為孟荀所承接﹐但有許多人不是以思想承接孔子﹐如司馬遷:「孔子至今五百歲﹍」亦衷心欲繼孔子﹐故他是以史學來承繼孔子﹐董仲舒是以思想來承繼孔子﹐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與司馬遷在史學上相比嗎?故我們可說﹐漢代真正承繼孔子的人是司馬遷。其後﹐劉勰亦認為文章的各種體裁﹐是從六經而來的﹐而要宗經徵聖﹐顯然地他是以文學來承繼孔子。文學家中﹐如陶淵明﹐亦是要繼承孔子的﹐他雖有佛道氣息﹐但他說的「先師」﹐如「先師有遣訓」﹐明是指孔子﹐又曰「游好在六經」他以他的詩來承繼孔子﹐李白雖曰「狂歌笑孔丘」﹐但亦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亦是要以風雅來承繼孔子﹐杜甫更是宗儒。雖然漢唐注流是明顯的繼承孔子者﹐但對孔子精神的契接﹐未必比得上幾位文學家。關於以後的宋明儒如何承繼孔子﹐不詳說了。
　　
　　這些推尊孔子的人﹐都在政治上不得意﹐董仲舒險遭殺戮﹐司馬遷則受刑﹐魏晉玄學家之尊孔者如王弼﹑何晏等﹐多遭禍﹐陶淵明是一貧士﹐劉勰是和尚﹐更不得意﹐再者﹐李白﹑陳子昂﹑韓愈亦俱不得意﹐可知他們尊孔是純為敬佩孔子的學問精神人格的﹐與現實政治毫無關係﹐而孔子地位的形成﹐是由於後人以其學術地位﹑文化地位所共推尊而成的﹐然後才有皇帝出來封孔子。宋明儒之起﹐初是憑幾個在野的苦學之士(宋初三先生)﹐明儒之始﹐是一面耕種一面講學的吳康齋﹐他與陳白沙一起下田而弄傷手指﹐但仍力耕不輟。朱子被斥為偽學﹐周濂溪是一隱士﹐二程張載在政治上俱不得意﹐陽明被貶﹐方孝孺被誅十族﹐文天祥劉蕺山則死難﹐皆不是因官祿而尊孔的。這情況從清朝以後方開始變﹐清代皇帝多提倡孔子﹐但他們一面倡孔﹐一面興文字獄﹐可知並非真能尊孔﹐清代可稱為儒家者﹐只一曾國藩﹐但他只能在文化上表現孔子精神﹐而不能在民族大義上發揚孔學﹐而曾國藩亦是在野的。可知歷代之尊孔契接孔子精神者﹐多是不得意的在野之人﹐而從民國以來所說孔子地位是由於政治力量所造成之論﹐是倒果為因的說法。
　　
　　清代對孔子的看法﹐與前不同﹐今不多說。
　　
　　袁世凱想作皇帝﹐便推尊孔子﹐於是使人引起錯覺﹐以為孔子是幫助統治者的﹐孔子的地位是靠在位者提倡而成的。而其實真正了解孔子﹐推崇孔子的﹐在政治上都是不重要的﹐但你能說他們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不重要嗎?如司馬遷﹑劉勰﹑陶淵明﹑李白﹑杜甫﹐他們不重要嗎?可知孔子的地位的崇高﹐不只是在於思想上﹐而是及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全體﹐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
　　
　　(鵝湖月刊第三期)
　　
　　牟宗三﹑唐君毅等《寂寞的新儒家》，頁17-23，鵝湖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