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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抑制与刻意打击之下，欧洲中世纪那种对农民维持广泛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伴之以超经济强制的“领主庄园制”在中国没有发展，这种制度中人与人关系模式，原本是游牧部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常态，一直保留到了游牧部落实现农业化之后，这其实就是欧洲封建制的来源。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存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于下层社会群体的，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没有欧洲那个腐朽没落的领主贵族阶层骑在农民头上，这使得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比欧洲的农奴状况要好得多，这也许是中国农民愿意认同皇帝，而中国精英阶层却拼命抨击皇帝的根本原因，毕竟是皇帝消灭了“中间阶层”却因此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而精英阶层原本可以指望的可以稳定控制和继承的贵族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强制基础之上的，结果被皇帝消灭了。因此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人际关系上伦理和血缘关系比较突出，应该不是一个原生态的设计，而是一个“水落石出”式的派生性后果，因为政治关系（包括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不突出，经济关系不突出（也因为是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必然地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就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才是伦理本位和血缘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存在，显然对于精英阶层的短期利益最大化有很大的抑制，具有更好的关注长远利益和稳定的意愿，能够主动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因此带来中国社会底层政治经济地位的相对宽松（与欧洲相比）。 二、从欧洲真实历史演进过程看“民主”的真实面目 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与西方如此不同，五四之后西方学术的传入，在很多方面出现无法与中国的现实进行观照，成为空洞的屠龙学术，特别是在政治方面。例如所谓的公民（CITIZEN）概念，在中国就很费解，在西方就非常好理解，因为中世纪欧洲人身依附关系是非常普遍，只有在庄园外面的少数城镇，人们才不受人身依附关系的制约，所谓的西方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还有就是由于欧洲农奴的生活与现实处境极为无望，经济上的剥夺和人身压迫极为严重，因此欧洲迫切需要一种适应于在低文化水平人群中也能够快速被接受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欧洲如此兴盛的原因，因为基督教实际上帮助领主更好地从思想上禁锢农奴，让农奴在今生无望的生活中觉得生活容易忍受一点。中国也有宗教，但是没有流行到西方那样的程度，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没有走西方那样极端的缘故，因此宗教禁锢方式没有得到他们的刻意推广和运用。而所谓的启蒙之说，在中国也一样是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本没有这样的宗教禁锢，也就没有这样的东西需要推倒。 而所谓的民主是为限制权力而诞生的，乃是中国知识精英编造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恰恰相反，民主是西方国家在一盘散沙的封建主中间，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建设和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西方现代民主的起源，许多人都把它上推到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和法国的三级会议，一些中国的白痴学者如秦晖，说这是国王主动招集纳税人会议，与他们进行协商，这是极端无耻的捏造。实际上情况是，西方的国王本来一个挂名的职位，本质上不过是众多封建主中比较有名望的一个，本来是没有权力对封建主进行摊派或者收税的。这两个国家的所谓民主，历史背景是当时因为在进行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英国和法国的王权得到加强，国王慢慢地想要把这个地位长期化，因此就想要通过建立常设的政治协商机构，来寻求压倒一切封建主的地位，这个过程实际上进展并不大，直到海盗行为兴起之后，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和爵位等方式，实现了与资本家阶级的勾结，慢慢地才强化了自身的力量，后来又和资本家合伙，利用强大的力量，通过取消封建土围子的税卡等，先是在经济上后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围子的势力，逐步地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西方国家由一盘散沙的封建庄园，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府，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和程度也一直是在逐步加深之中，国家财政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从零开始直线上升，直到今天已经达到1/3左右。西方几百年的民主进程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强化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地位的过程，根本不是什么用来限制权力的。 欧洲的所谓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主要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什么统一的政治实体。英国的统一实际上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法国实际上在在拿破仑手上完成国家统一的，法国人至今给予拿破仑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因为拿破仑就是法国的秦始皇。而德国统一的最后完成，实际上是在俾斯麦手上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来完成的，在此之前，德国实际上不过是象“一口袋马铃薯”那样互不相关的封建土围子，各自占据的一块互相接壤的地盘而已。西班牙的女王在内部政变中被推翻后逃到法国寻求支持，而西班牙的封建主为了对抗法国的入侵，就特意推举要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担任西班牙国王，以争取德国的支持，而这个事件就是俾斯麦发动普法战争的借口。欧洲的许多国王在19世纪末期，仍然只是一个外交上的象征地位，没有真正的行政权力，所以王位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用来做交易。实际上欧洲“封建制”的尾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割得比较干净，虽然至今还留下许多遗迹。在这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上，再回头去看待卢梭、洛克和霍布斯鼓吹的“社会契约论”，这就显然不是针对具有无上权力的国王（欧洲当时没有这样的国王和中央权力存在），而发出的有利于底层百姓的呼声；而是针对“一口袋马铃薯”那样的欧洲封建主，希望在他们之间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寻求建设中央集权制的道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在当时西方的商业和国家海盗政策（最典型的如英国的航海法）兴起之后，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一个有力量的对外竞争实体。民主和社会契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背景里，是为了建设强有力的国家集权，主张在内部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这样才能够团结足够的力量一致对外。 五四之后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群体，把欧洲所谓的启蒙学说解说为纯粹的为老百姓作想的“民权”理论，是属于典型的“郢书燕说”。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停止了科举，知识精英群体失去了曾经非常通达的进入政权体系的坦途，出现了普遍的怨妇心态，要借此来破口大骂政府独裁、说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来出一口鸟气。后来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他们也借用这样的舆论资源和民主旗帜，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多数人利益进行言说和动员。结果两方面共同造就了这一历史性曲解---在道义上和事实上都过分美化了西方的所谓启蒙历史，高估了番邦蛮夷那些意识形态学术的价值。以至于后来中国在对于“民主”的理解上，长期存在两种主要的分歧：一方是要求通过广泛的政治协商实现精英阶层整体化，另一方则要真的把民主认真地落实为多数人的利益，前者注重形式追求少数人力量的凝聚和利益最大化，后者注重内容。今天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呼吁民主，还是为了象西方历史过程那样，要在中国实现更高程度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这样才有更大的力量与合法性资源，在中国对多数人的利益份额继续进行蚕食，把精英主义继续向前推进到极致；而毛泽东向来把民主分为多数人的民主和少数人的民主，主张多数人的民主，反对把精英阶层整体化去共同压迫老百姓，真的要把民主在政治上经济上落实为真正的“民权”，结果当然就妨碍了少数人短期利益最大化，就被中国精英主义者抨击为“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的西方历史在近代的跳跃前进，实际上不过是陷在“五阶段论“里面没有自拔而已，一样是无关乎民主，无关乎法制，无关乎文化传统。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在通过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和海盗行为的基础上，集中了大量的技术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在英国支持了几个象样的城市和产业群体，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通过长期在固定场所生产带来的经验积累，逐步实现了工作母机和动力机械的改进，最后在200年的漫长过程逐步推进其工业革命进程的。工业革命的成就，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资源集中之后必然就要发生的技术进步过程而已，称不上什么制度有益的证据。而且这个资源集中过程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全球当时各国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都没有能够顺利发展起国家竞争意识和保护手段，因此英国本身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一个狼偷鼠窃的过程，得以在低风险低成本几乎没有遭遇到象样的反抗的情况下，轻易完成了，今天已经不可能有下一个了。 后来英国在政治上完成的所谓光荣革命，更不是什么西方人善于协商和妥协，本质上就是把内部矛盾转嫁出去了，避免了矛盾在国内激化并引发革命前途。而原始积累带来的大量财富在英国国内造就了一个新的庞大新贵阶层和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力量的兴起和状大，没有伴随对国内原有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削弱和剥夺过程。从长远和全局看，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化或者制度起作用的证据，最关键的避免革命因素是：在英国圈地运动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顺利地大量移居国外。不然的话，这些农民如果长期集聚在本土，没有出路，是一定要爆发革命的。当然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去自杀，但是从1714---1820年，英国被圈占的土地达600万英亩至多，几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绝对不可能一齐去自杀的，他们一定会基于基本生存权要求举行起义或者革命的，而且他们如果革命也一定是会成功的。那样就肯定没有英国后来的封建主通过圈地顺利变成农场主和资本家的过程，国家统治阶层不可能实现顺利转换与和平过渡。革命的结果一定是要叫封建主无法顺利成为资本家，要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从终点回到起点。 把欧洲经济上率先完成的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过程，说成是制度或者文化的作用，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粉饰自己的祖先和历史，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手段，这是地道的西方中心论和典型的“阿Q精神胜利法”，马克思在历史观上一样没有摆脱这个西方中心论。反过来法国因为其贵族顺利转化为农场主的机会太少，农民对外移民的不多，其革命过程就出现多次反复与争夺过程，根本原因仍然是对垒的各方没有多少缓冲余地，矛盾和斗争就非常激烈，竞争的各方都是尽力挣扎，或者说组织起来搞竞争---竞争内容就是到底是由什么阶层或者群体在政治上主导法国，并借以解决在法国本土经济资源分配中谁占据最大份额的问题。 今天在西方国家，民主协商政治和法律对社会大众相对有利，并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存在什么对群众天然有利的构架，恰恰相反，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世纪实现了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精英阶层失去了走极端的机会，在已经实现普及大学教育（文化资源掌握方面的均衡）、实现了普遍富裕（经济力量上的均衡）和组织起强大工会组织（政治力量上的均衡）的工人面前，没有能力面对工人继续推进他们的利益边界了，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同时也由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沉重打击，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西方知识精英群体的深刻反省，在惨痛的血写的教训面前，战后法国80%的知识分子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思想界向左转风潮，深刻地质疑把少数人利益放在中心位置的精英主义制度所的合理性，这也使得其他精英群体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不得不采取后退政策去退守最后防线，同意采取福利国家和累进税制度这样一些对下层社会相对有利的制度，在政治上也真正实现了普选权。这些惨重的血泪教训今天虽然淡化了不少，也还是能够使部分清醒的西方精英，看到走极端的危险，为避免最坏的情况出现，他们也有一点意愿，倾向于采取让步政策，具有了支付“保险费”的部分意愿。然而到了1970年代，这样一代具有丰富战争记忆的人，逐步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血的教训被时间和生命上的新陈代谢所淡化，西方国家的精英主义思潮又开始抬头，利用资本全球化给精英阶层带来的有利谈判地位，对本国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进攻又开始了。与此相对应，在三四十年代的西方知识界曾经声名狼藉的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较而言，由于中国革命过程主要是底层群众付出生命代价的结果，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解放初就对这样一份血写的遗产不那么买帐，后来他们与毛泽东的长期纠葛就是他们拒绝接受中国革命血写的精神遗产，这与西方国家知识精英及其亲戚朋友直接上过战场，具有丰富的参加杀人或者被杀的惨痛经历不同，比如英国的汤因比就因为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差不多有一半死于战争，因此他对毛泽东的艰难探索历程的看法就与中国精英主义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的良知是最少的，今天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主流，也仍然是全世界最右的或者最反动最无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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