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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澄明政治，陈蕃、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蕃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乔又遭了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女官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窦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 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绝无权力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蕃亲自劝说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然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嚣，全在议论宦官侯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宫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他们者昌，逆他们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 陈蕃、窦武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词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他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瑀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有罪的太监当然可以杀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也要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大声呼喊道：“陈蕃和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蕃、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中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了太后，并抢走印玺，拿着圣旨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窦武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准备抵抗。 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蕃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王甫立命逮捕陈蕃，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蕃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杀死了。 窦武、陈蕃的家人、学生及有牵连者都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不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蕃、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瑀为“八俊”；称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岑■、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极”；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宗”，“八厨”能“以财救人”。 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蕃“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 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山阳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毁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斥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 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才最后停止。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被杀的不仅有名士，还有一些没有被记入正史的，他们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例如：李膺因党锢之祸死在狱中，他的弟子和原来的下属官员都受到牵连，被削官为民，终身禁锢，不得再次当官。当时，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便没有被贬。景毅慷慨地说：“本来因为李膺有才有德，我才把儿子送去做他的学生，哪里能因为名册上漏掉了我儿子的名字，就让他逍遥苟且呢？”于是就上书说明情况，拒绝让儿子回家。 高城（今河北盐山）人巴肃被列入党人名单以后，主动坐车到县衙去投案，县令很感动，打算扔掉官印和巴肃一起出逃。但他甘愿赴难，不同意逃走。 征羌（今河南圆城东南）人范滂免官在家，后来朝廷下诏迅速将范滂逮捕入狱，本郡督邮（负责代表太守督察乡县、宣传朝廷命令、捕捉逃亡等事的郡吏）吴导拿着诏书来到范滂所在的县，把诏书揣在怀里，在驿馆痛哭。范滂听说以后，主动来到县衙的牢里。县令郭揖赶快出来，扔掉官印，准备领范滂逃走。范滂说：“只有我死了，祸患才会停止。哪里敢因为我的罪过使你受连累呢？”（注：此已列入正史，《后汉书》有《范滂传》） 张俭因为党祸逃亡在外，处境艰难、窘迫，但他每到一处，人们总是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张俭经过的地方，因窝藏他而被处死的有十多人。后来流亡到东莱（今山东境内），藏在李笃家里，外黄（今河南民权县）县令毛钦，带着兵器来到李笃家。李笃对毛钦说：“张俭逃亡在外，不是他的罪过。即使找到他，难道你忍心抓他吗？”毛钦抚着李笃的肩膀说：“你为什么独自讲求仁义而不让别人也为君子呢？”说完，叹息着走了。张俭因此而幸免于难。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了。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得饱了，孟佗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您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地看到孟佗，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佗的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佗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佗家送礼。孟佗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永不泯灭。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杀，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们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官僚文人学子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讨厌有加，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评者，他们不讨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处处时时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 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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