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对清末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评价，可谓从上个世纪中期后的推崇之顶一落千丈，跌至地狱。那些著作之内，不乏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处。就所谓学术而言，这是社会纵向的学术之间的自我攻讦，是后代在狠搧前人（也可说意识形态矛与盾的自我攻击）；就社会学而言，是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是传承“学术”缺陷的一种无声自述。它正沦入了传统循环史褒贬轮回的惯性和不自觉中。这种“学术”说明，它仍在数千年的旧传统中。
　　
　　人无完人，这是中国先人的智慧。人也无十恶不赦者。完人和十恶不赦是小说人物而非历史人物，是中国古代传说文化塑造的角色。但是，不得不说，一旦先人智慧与权力政治结合，它便成为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偏执。
　　
　　上世纪中期以后，为着“打造新天地”（或造反有理）这种“借古喻今”，把洪秀全太平天国捧至天上，无论是“天朝田亩制”或“均贫富”，均着力宣讲其一个侧面；近数年来，不少研究者从社会秩序的角度予洪秀全以彻底否定，着力宣讲其另一个侧面，同样为着“借古喻今”。而前后两者，都难免陷入违背洪秀全与当时社会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历史真相。洪秀全不是传说文化中的天外“神人”，他是当时真实社会的产物，这点谁也否认不了。
　　
　　曾经对洪秀全太平天国的推崇，已经成为了当代四五十岁以上人们的一种遥远记忆：它深刻影响了清末社会的历史走向，这是客观的史实；而对洪秀全的贬斥，却就在眼前发行的书架众多书籍中。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种史述是如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
　　
　　一，学问的质疑。
　　
　　史料记载，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全部落第。以此能否说明其“学问之糟糕”？结合当时的史实，清末社会有多少文化名人都是落第之人？第一名臣曾国藩“童试”17次（所在地、府、州、县，俗称“秀才”）皆不中，后又经过三次会试才中了“同进士”（相当于“进士”。不排除有“拜师”这种传承的、人人得遵守的裙带因素）；第二名臣左宗棠屡试终生未第；文化闻人李慈铭、王闿运、严复无一不是科举落第者；就连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的那些清末无数名僚，都是一类科举晋官失意之人。把洪秀全科举不中，和社会背景割裂开来，是这种史述的不足。而史实是，科举屡次不中成为了大学问家，也不乏其人（例如王闿运和严复）。清末那位译著影响几代人、不懂外文却成为翻译大家的林纾，参加科举屡试屡败；蒲松龄、吴敬梓两位终生未第而成为历史著名文学巨匠，更是对科举与学问挂钩的绝妙讽刺。科举是否真正体现学问，历代先人早已有过质疑。科举得利者曾国藩说过：“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曾国藩《与弟书》）曾国藩的科举“敲门砖”说，却令历代无数人信服。
　　
　　二，诗词顺口溜说。
　　
　　用诗词的顺口溜说，来证明洪秀全学问之差。且不论遥远记忆中的洪秀全有那么几句才情很高的诗词，他众多顺口溜的宣讲对象，是那些只会记诵顺口溜的赤贫文盲农民，这是他现实的需要。就史料而言，曾国藩招募“湘勇”的行军顺口溜，袁世凯天津小站的练兵顺口溜，其才情不高者比比皆是。这能证明洪秀全诗才不高？
　　
　　三，洪秀全后宫妃子成群说。
　　
　　有史述说，不但洪秀全在定都南京以后后宫妃子成群，就是在金田起义二年多的行军打仗途中，洪秀全妃子也达数十人。这种叙述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即或确有其事，他的行为必须得到“随众”内心的“臣服”，否则，他万难一呼百应、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常识告诉我们，文盲别的不懂，独占女人资源这种不伦的道理却很懂（即使现在，把官员堕落与女人连在一起，仍是公众道德审判的标准）。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土壤就有“三妻四妾”观念，不是洪某独特的“淫”。史料记述，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廷统治者恨之入骨而企图在史实和版图上全部抹去（封建统治者所谓斩草除根观念；道统观也使它不可能会反省自己），太平天国的真实史料已经留存无几，而长江以南部分地区，其后二十多年仍一片萧条，缺乏生命迹象（留有外国传教士游历的记述史笔；太平天国失败后没有战俘而人口锐减）。太平天国只成了灰烬之后民间传说中的星星点点，败则为寇观只在史料中充塞了大量诋毁的记述。这种史料，在落后、有成王败寇观的封建社会中，能否作为信史，值得质疑。
　　
　　四，宫中女官服从说。
　　
　　诋毁太平天国的史料中有洪秀全宫女“十该打”之说。笔者以为，一，这种制度建立在“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曾有相反史述说，行军打仗的太平天国妇女地位获得提高），就像中国整个封建朝代一样，它和制度性社会“秩序”有关；二，男人打天下，女人绝对给予支持，这是战争状态的“工作需要”。这种现象，即或在现代社会，也依稀听说过。
　　
　　五，不理朝政说。
　　
　　此说揭示洪秀全“沉湎于纸醉金迷”和“嫔妃娘娘”饮酒作乐去了。据严肃的历史研究著作揭示，洪秀全“不理朝政”确有其事，但却是在主抓宣传舆论工具。洪某从曾经的彻底否定孔学儒说，变成了一个和历朝帝王一样的王者，删改、篡写四书五经、孔儒说教，以为其政权服务。史述说，由他一人主笔的删改、整理、成书、宣教，是一个繁重的过程。
　　
　　太平天国后期大肆封王，是封建皇朝典型的社会现实反映。这一封王制，从策略来说，能挽救“天京内讧”以后衰微的“天国”朝政，这是历代没落王朝的常态，也是太平天国后期一段“振兴”的史实。对于假设太平天国成功能否推进社会的进步，从19世纪末排满反清运动开始，历来就有近代史研究者（历史学家简又文是其中之一）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站在各种立场上，予以争执。但有一点应该确论，它走不出中国的封建传统，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和局限性。
　　
　　像中国封建皇朝的循环滞迟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一样，文化舆论上的褒贬轮回，不正是与皇朝盛衰相适应的循环的悲哀吗？影响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学术否认人性多面的“修身养性”观，自身却正以割裂文化、分裂式的本质极端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