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人生文化”，有两个核心，即“人”和“生”，这很特别，是我的观点，仅供参考。其中“生”文化就是技巧文化，其中重要的一脉就是“官”文化，说的学术一点，你可以把“文化”置换为“哲学”，实质相同。那么，“官”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之文化呢？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官”所依附之“国”的概念。在我们祖先的意识里，当权者，也即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是一家、一姓、一派别（那是后期），是把“个人”、“家”、“国”和“天下”一起看的，而在那些优秀思想家，也即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眼里，“国”与“天下”是被分开看的，但却把“人”和“生”（官）放在一起审视和要求，他们知道，“天”不变，而“国”常易。所以自周公始就讲“以德配天”、“敬天保民”，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天”和“皇”分开看，孔子发展和强化了这一思想，至于对后世的是非功过不在本文论述之列，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观以及“大丈夫”观也是继续强化的结果，《大学》更是把“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内修”与“外用”结合在一起，“己”“家”“国”与“天下”相系相离，到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对“国”和“天下”的认识仍是很清晰的，只是后来被“食肉者”故意误用而已，及至现代，不禁“国”与“天下”混为一谈，“党”“国”也早已合二为一。由此，不免令人再三感叹！
　　
　　还是直接说“官”文化。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
　　
　　中国人喜欢“三”这个数字，可能来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吧？古时讲“九五至尊”，但是“三三见九”，“一”是天，“三”就好像代表了人间的原始最大公约数。读书时，常常发现“三”这个数，从《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其身”，到东汉马融的“清”、“平”、“明”为官三德（即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则无欲，平则不曲，明则正俗，三者备矣，然后可以理人），从南宋吕本中《官箴》“清”、“慎”、“勤”为官三法，到清朝七品小吏牛运震的“俭”、“简”、“检”为官三诀，一直到“三民主义”、“三座大山”、“三个代表”和“三讲”，我真不知道这些为官者为何这样喜欢“三”而不是“四”和“五”呢？
　　
　　所以，再一次读到“国之四维”的原文，深深叹息，天下事不是“三”能穷尽的啊！尽管有“一分为三”的哲学思维，有“三足鼎立”、“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基本常识，然地分四方，时有四序（《易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四平八稳乃至“中则正”（即“中庸”），无“四”不圆，无“四”不全，所以天朝大国才有“四方”来贺，而不说三方、五方，当然，这和“三方会谈”无关。可见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四”是更符合国人心理趋求的数字，只是与“死”同音而被尊者讳。还是看《管子·牧民》中的话：“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不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段话我想不必过多饶舌吧？粗通文墨者、稍通人世者皆可心领神会。说说他的作者。管子，就是管仲，他是我至今所知对士兵教唱《上山歌》、《下山歌》以激励斗志的第一人，也是“老马识途”成语的主人，在这里插一句，他老人家真是厉害啊，推行“乐教”，通达人情！他任齐国宰相四十年，“尊王携夷”，九合诸侯，使齐成为春秋首霸。但他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45年，他死后94年之后，孔圣人才诞生，才有六经之一的《乐经》。尽管《管子》一书成于战国，大约孔子死后不久，但他“严刑罚”与重德教的治国理政思想却成为中国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还是回到“国之四维”上来。在“君国”时代，“国”是一姓一家之私产，“官”是高级白领而已，是“草民”、“蚁民”的管理者，是“臣”和“奴才”（清时的称呼，高于“臣”，无怪乎人人争当“奴才”也。）因此，为“官”可富贵，却危险，所谓“伴君如伴虎”，只是人人偏向虎山行啊。柏杨称中国文化为“酱缸”文化是看大了也是看准了这个文化的特性。但“士”者还是有一脉精神血缘的，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很坚韧和持久的制衡皇权的一面，是否通宪政，那是另一个大课题，在此略过。但从“宰相”制度和“史官”制度的兴衰上，足可见一般。不然，你如何理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辛弃疾们？如何理解明朝最黑暗时期的东林党人？如何理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们？甚而如何理解秋瑾、瞿秋白、林昭、张志新们？……话题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自古以来，为“官”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士”也，非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公民），因为近一千四百年都是科举取士，所以，为“官”者很多人也护卫和传承着上面所讲的“士大夫”精神，也就是说，他们也是讲究“官德”、“官道”的。因此，“国之四维”也就是“官之四维”，“官之四维”不彰，“国之四维”焉存？所以，“礼、义、廉、耻”可以说是治国为官的圣经，四个字胜过一百部理论经典，不知现在的为官者对此作何思想？甚至我怀疑很多现代的官员没有闲情雅致面对这一事关道德人伦的经典语录？……
　　
　　何谓？我看到现在的“官之四象”也！
　　
　　何谓“官之四象”呢？曰“礼、义、廉、耻也”。先说“礼”，“礼”应当是守准则尊规范讲法度，但现在我称之为“礼尚往来也”。“礼尚往来”本身是美德，但用在官员身上，变异为“你送我，我送你”也，反正都是“公家”（自家之外）的东西，这叫做什么？我想了想，给它起了个文雅的名字，权且叫“礼败”，是另一种“雅贿”，即“雅腐”，“雅贿”的变种之一。我曾读到过一个县委书记的自述，他在县长、书记的位置上不过十几年，从政自科级始只有二十年，慎独自清，从不过问钱财，但其妻病逝前交给他共计2200多万元的存折，大多是变卖“土特产”等礼品后的积蓄。他吓了一跳，他痛心疾首！扪心自问，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书记！从不断爆出的上亿元的贪腐案来看，有良知的“官”员有多少呢？有！而且绝对数不会太少，但有几个敢出来说呢？！毛泽东说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人民”怎样发挥作用呢？一位叫孟学农的人大代表说“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必须晒在阳光下，必须加强监控”，这是美国总统早已说过的话，也是美国的立国之基啊！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他们一个贫困乡镇，每个节日单给处级领导“意思意思”就不下十几万，在中国，一个县大约七十多个正局级单位，加上企业、亲朋、外商、邻县和友好单位等等等等，“十五”、“春节”熙熙攘攘都在忙什么？肯定不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因为你的人民很多正在外风餐露宿地打工、流浪，只为孩子上学、老人治病，或者正为回家的一张火车票在排队？……。而这样的“礼败”竟然堂而皇之，皇而堂之地在神州大地上流行着。李金华说，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简直是执政的败笔。我深以为然也，再有几百个文件也不一定管得住“雅腐”啊。在不长的执政史上，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有过饿死几千万人却至今无人出来忏悔的伤痛，有过毁灭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却自认高举着最先进旗帜的荒唐，我们硬摆出一副道义在肩的大国形象，却让自己的国民喝含汞的水、呼吸有PM2.5的空气、吃含铬的食品、坐无牌的校车、上法官经常眼花的法庭、进时有“呕吐死”的看守所、去吃的不如监狱的养老院、住半辈子还不清贷款的楼房，却在社论和新闻里享受着户均247万元的幸福国民待遇……，呜呼，礼崩乐坏啊，难道这一切与当政者无关？我们全民批判“孔孟之道”几十年，批判“克己复礼”几十年，这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前的智慧啊。如果“克己”是对自我道德精神修养的要求，如果“复礼”当成对社会秩序和法制制度的要求，有什么不妥吗？中国人几千年的“丈夫气”和“天下为公”、“为民请命”的儒家思想全都过时吗？……，只有害怕产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之真君子、好男人的专制者才唯恐“民知之”，才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才让天下只有自己一个声音。结果是一切都打倒了，连古庙、石碑都砸了，包括“仁义礼智孝悌忠信”都没了，无法无天无所惧，一本宝书全民学。最后呢，旧的毁了，新的什么也立不起、留不下。这事发生在20世纪，不是丢人，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