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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8年的一次知识分子讨论会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发挥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知识界不能完成这种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的话，将中国不能发展、危机不能克服的原因推到政治家的软弱无能以及老百姓的政治心理怎么落后，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知识界中可以有许多倾向、流派形成一个光谱，从参政到智囊团，到战略研究思想库。关键是要减少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即不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无论做什么，只要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全面功能就发挥出来了。我认为应反对在各种角色中跳来跳去的方式，这样会搞乱知识分子的社会目标。……首先从个人做起，要给社会树立新的价值标准，提供新的预测、新的思想，应提出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口号”。 二十年过去了，恐怕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在两种功能上都做得很好了。现在，既缺少公共知识分子，也缺少独立知识分子；但是从长远来看，更稀缺的是后者。破除权力的禁锢，挺身而出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勇气和良知；破除“俗谛”的诱惑，潜心于“究天人之际”，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则不仅仅需要耐心与毅力，更需要学界氛围与个人天赋。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有罗素与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家，集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之极致于一身。在中国，我们有梁启超、胡适这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领袖，但还没有产生过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既要有成千上万的公共知识分子，又要有中国的维特根斯坦、玻尔、韦伯、布劳代尔这样的巨匠，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还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艰难跋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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