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介
　　
　　张祥龙：男，1949年生于香港九龙，后随父母迁居北京。文革后，作为首届大学生考入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曾在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之后，参加托福考试，赴美学习，1986年9月－88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大学硕士，1988年9月－92年2月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Buffalo)大学哲学系博士。硕士论文《海德格尔与佛、道在语言与实在关系上的论点》，博士论文《海德格尔与道家》。学成归国，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教至今。致力于东西方比较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海德格尔，解释学，维特根斯坦等）,中国哲学，东西方宗教哲学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等。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第二届中方委员会委员。
　　
　　二．代表作
　　
　　*现象本身的美
　　
　　*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的象论
　　
　　*塔斯基对于“真理”的定义及其意义
　　
　　*解释学理性与信仰的相遇（张祥龙陈岸瑛）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与老庄的道言观
　　
　　*东西方神性观比较
　　
　　*老子
　　
　　*TheTimeofHeaveninChineseAncientPhilosophy
　　
　　*“Dasein”的含义与译名
　　
　　*HeideggerandTaoismonHumanism
　　
　　*TaiChi--AGameofMeaning(Yi-意)
　　
　　*海德格尔传第一章
　　
　　*海德格尔传第十八章
　　
　　附录：
　　
　　走向思的源头——张祥龙先生访谈录
　　
　　——陈岸瑛周濂采写
　　
　　张祥龙
　　
　　〖对话是晚上八点钟开始的。张老师的思想，事先我们已有所了解，他对人生的真切感悟，如磁石般吸引了我们。访谈在一间办公室里开始，这是老师白天繁忙于公务，而晚上在书页里神思飞扬的地方。那方办公桌兼书桌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一盏台灯，几叠零乱的书。可是，当一个人带着半辈子的经历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用一支笔沙沙地书写着自己的所感所悟时，具体的处所就还原到了它原初的意义——小屋，抵挡了窗外的风雪，使人安然处于其中；灯光，于万物咸宁之夜，与涌动的思打成一片。诗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写入诗中，兀然挺立于时间的风蚀，其原因在于，它们本来就是诗意的，是人生内部的光明。俗人们对它们也不乏领悟，“老婆、孩子、热炕头”，同样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寻摸(ｘｕéｍó)”，一次上课的时候，张老师用这个亲切的北方方言呼应海德格尔的“环顾寻视”。是的，人与世界、人与人总是打成一片的，类似南方雨巷中的一只手电筒，缘在(Da－Sein)总是以一种攀援的方式揭示出屋檐、墙壁，以及它们的历史和因缘。当我们端端正正坐在小屋里的沙发上，一本正经地摊开记录本，面对着张老师正待发问的时候，我们无法了悟小屋对他的意义，但在同时，又带着我们各自的经历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某种转化为我的他者。“请问您对宗教系的成立有何看法?”当我问出第一个问题时，张老师出人意料地将回答引向哲学与人生，我所期待的弦音迸了出来，从这第一个音符里，我便知道，我们将闻所闻而来。
　　
　　在这样一本严肃的哲学刊物里，怎么可以有文学描写呢?——这样一句可能有的斥责已然使笔者背生芒刺。这斥责来自于一个体制化的框架，它的声威是强大无比的。笔者不得不对公众做出这样一种权宜的解释：由于条件简陋，缺乏供采访用的袖珍录音机，我们不得不采用笔录的形式。从“技术”上来说，笔录是不可能与电磁相比拟的，因此“当事人”生龙活虎的“口供”，不可能丝毫不爽地记录下来。更何况口语中的随意表达、声调、语气、情绪波动等等也难于在书面表达中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只得以“边注”的形式，烘托、营造一种逻辑学家们斥之为虚枉的语境或对话情境，以满足那些沉沦在“日常语言的谬误”中的广大读者的需要。对此，逻辑学家们是不屑一顾的。〗
　　
　　学生：宗教系的成立，对于哲学系是件大事。首先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祥龙：宗教系的成立，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第一，宗教本来就是应当研究的；第二，宗教系的成立，有利于国际交流；第三，它能够帮助我们开扩哲学研究的视野，过去，我们的哲学常常纠缠于概念，与人生联系不紧密。当今社会，人们开始关注宗教或以任何其它形式出现的宗教，哲学若不对某些终极的问题予以关注，就会缺乏生命力。
　　
　　学生：记得上学期的“宗教现象学引论”一课上，您对为什么现象学方法尤其适合于分析宗教现象的问题已做出了回答，这里就不烦劳再讲了。我听说外哲所开办了一个宗教高级研讨班，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张祥龙：配合宗教系的成立，外哲所有两方面的举措。其一是设置宗教专业的硕士点与博士点；其二是开办宗教高级研讨班，这是由陈启伟老师、王炜老师以及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筹划的。
　　
　　学生：请问生源从何而来，学习时间有多长?
　　
　　张祥龙：面向各大专院校讲师以上的教师，学习为期半年。宗教班与宗教系的课程设置不太一样，它更关注现代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学生：那么教学效果如何呢?
　　
　　张祥龙：到目前为止，学生与老师双方面都反映不错。
　　
　　学生：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生平吗?
　　
　　张祥龙：唔……1949年，我出生于香港九龙。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我父亲是河北人，工程师，母亲是湖北人，她学数学。我父亲去香港参与一项工程，49年以后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国内。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对湖北的民俗，我有一定的印象……后来文革了。我觉得文革对于我不完全是个浪费，它使人体会到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体会不到的东西。天性中的光亮，是时代的错误掩盖不了的。文革后期，我比较迷茫，对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样的问题想得比较多。我年青的时候比较冲动，做过一些在文革时的“领导”看来是不合宜的思想探索。作为一种政治惩罚，我在一家工厂做最苦的工种，铸工清砂……恢复高考后，作为第一届大学生考入了北大哲学系。我至今仍然对北大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凭我那时的政治背景，哲学系完全可以断然拒我于门外。我向哲学系写了一封信，倾诉我学习哲学的经历和对哲学的强烈兴趣，就被接受了。北大是个有着自身传统的学府，就在那样一个还未完全正常化的年代里，她对学生的求学之心也还是非常珍视和爱护的。
　　
　　学生：请问您为什么要选择哲学呢?
　　
　　张祥龙：一开始，我对文学比较感兴趣，俄、欧小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雨果、普希金等等，它们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在我的性格里，有一种刨根问底的倾向。这些小说很感人，也不乏深刻，但回答不了最终极的问题。人生的意义何在?文学无法彻底帮助我去解答。我想，有很多年青人都是由文学转入哲学的。
　　
　　学生：确实是如此。
　　
　　张祥龙：那时，我在农村租了一间小屋。特别幸运，也特别令人难忘的，是相识了贺麟先生。老先生当时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赋闲在家，我经常去拜访他。老先生讲起哲学来神采飞扬，完全投入，一次竟忘了一个约会，令师母十分生气。（笑）
　　
　　我看的第一本哲学书，是贺先生译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那时是第一次接触哲学，如获至宝地拿回家看，但开始时并不十分懂。那时纯粹出于一种对自己人生的关切来读书，不象现在的学生受到系统化的教育。《伦理学》里讲到了神，使我感受到某种终极性的关怀，某种光亮，这种光亮不仅是理智上的，这是一种照亮人生的神灵的光。而且斯宾诺莎与道家是相近的，这一点贺先生也讲到过。
　　
　　对于我而言，理性的光与照亮人生的光，二者都是我需要的。在走向思的道路上，与贺先生的相遇真是极重要的机缘！
　　
　　学生：您是在哪年考入北大的？
　　
　　张祥龙：嗯……78年初。
　　
　　学生：进校后与贺先生来往多吗?
　　
　　张祥龙：有较多来往，但后来事情越来越多，相对而言次数少了。我对贺先生始终抱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后来去美国念书，与贺先生的母校相隔不远，我还专程去拜访过。
　　
　　〖人与人的相遇与相知，有时类乎某种奇迹。这奇迹不是希伯莱人的上帝的显圣，也不是阴阳先生偶然的命中，而是人在不测的“天时”中的际遇。“安之若命”不是死水一潭的精神状态，而是出神入化的真椚俗刺?Ｕ嫒俗刺?淠岩云蠹埃?怯辛樾缘娜俗芸赡茉谀骋痪秤鲋杏?由??摹捌婕！庇搿熬?臁薄！?/FONT>
　　
　　学生：张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呢?
　　
　　张祥龙：那是在毕业之后。当时我从根子上倾向于道家，毕业后一心想去过山居生活。先是找到林业局，林业局说不行。后来又去环保局，死缠硬磨，说了许多好话，才答应让我去自然保护处。当时大学毕业生少，如果在今天，专业不对口恐怕是不会通融的。我本以为可以去自然保护区，去当然还是去的，但主要是坐办公室。这与我的天性相抵牾，后来便调到了北京市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四年后，考托福留美，到俄亥俄州念书。在美国先念硕士，后读博士，各方面收获都很大。那是一个学术活跃的环境。
　　
　　〖“八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这是一段充满了挑战、困惑，也充满了机会和新鲜感的生活。我用西方语言学了西方的形而上学、逻辑、伦理学、印度思想、中国思想、现象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对于人生的感受，我与写《渥尔登》一书的梭罗接近；在思想上，则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最令我关注。维特根斯坦的敏锐批评抽空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基底，海德格尔则以一种既简朴又深沉的方式开示出一个前所未闻的思想境域，对于那些不满意于概念方法而又不愿放弃思想追究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引自张祥龙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6年9月版，样书）〗
　　
　　张祥龙：不用概念方式，如何切近中国的天道思想，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美国。学习十分紧张，从早到晚……2年硕士，3年半博士，一共呆了6年。
　　
　　学生：您的专业?
　　
　　张祥龙：东西方比较哲学。美国的硕士生不象中国这样划分明确的专业，大家都在一个系里，选课是自由的，结合学生的志趣，老师会给以一定的指导。
　　
　　学生：做了什么论文呢?
　　
　　张祥龙：硕士论文做的是《海德格尔与佛、道在语言与实在关系上的论点》，博士论文则是《海德格尔与道家》。我的硕士导师是一位印度人，通过他，我更深地了解了印度的思想。
　　
　　〖在课堂上，张老师讲得较多的印度思想是《吠陀经》（尤其是那首《创生歌》），《奥义书》以及龙树的《中论》。他屡次为我们朗诵《创生歌》：
　　
　　“那时既没有存在(有)，也没有非存在(无)；
　　
　　既没有大气的空间，也没有超出它的天穹。
　　
　　什么被隐藏着?在何处?在谁的护持之下?
　　
　　在无底之水的深渊之中？……”
　　
　　一次，他还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偈子，简短地向我们介绍龙树的宗教语言观：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关于那位“神秘”的印度老师，张老师每每语焉不详，在他的沉默里，我能够感受到某种涌动欲出的东西。那也一定是一次有深远影响的际遇……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身上都背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相遇于这个西方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学生：您最近要出版一本书，《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它的内容吗？
　　
　　张祥龙：我在前面也说过，去美国我是带着一个问题去的，即如何用非概念的方式重新理解我们古老的哲学传统，如何打通哲学与人生。现象学，尤其是到了海德格尔那里，恰好为我提供了方法。通过海德格尔的思想，去阅读中国先秦的典籍，你会发现许多原先看不到的东西，与现行的治中国哲学的路数相比较，更能看出其精妙几微处，更能品出鲜活的味道。现在这本书是博士论文的改写，实际上是重写，原先的学院气太重，无法充分融通自己的体会。对东方部分我又做了新的研究，还加入了对海德格尔早期宗教现象学观的分析……
　　
　　如何找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合适道路?这首先要求在方法论上要有大的革新，要冲破传统的概念化的思维方式。不然就是方枘圆凿，终究不合适。例如把道解释为实体、规律，对老子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争论。
　　
　　我的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这意味着我将不用西方传统概念论来切割先秦人对终极问题的运思。康德、维特根斯坦都有关于“象”(Bild)的思想。海德格尔特别注重康德论及的“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康德感到了先验想象力的中心地位对于他的仍然囿于传统主体观的批判哲学系统的威胁，便往后“退缩”，而海德格尔则由此前进。海德格尔是从西方千年的哲学传统中一步一步艰辛地走出来的，他把思推向了尽头。尽管他的说话方式仍显得笨重，但已经把西方思想推到了大海边，与中国古老的妙道隔海相望。或者用一句古诗来说，“隔水问樵夫”，双方的声音互相都能听见了。海德格尔的方法是境域构成式的。先秦的道、天、人，本不是作为概念的、现成的抽象东西来把握的，天道与人生活生生地相互构成着，天在最终极的意义上不是人格神，而是时机化的开显。天道恰恰是在这“瞻前忽后”之中发生的、充满了领会契机和灵验的境域，这被儒家称之为“中庸”或“中和”。这一点上，道与儒在骨子里是相通的，得道之人就处于“与时俱化”的天机发动之中。我年青时偏激，以老庄反孔子，殊不知《论语》中处处透露出这种生龙活虎的精神。孔子教学生也很懂得把握时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懂得如何开启意境，把学生带入境中。此处，还通过诗来造境。有许多现代人批评孔子歪曲了诗经的原义，他们没有看到，孔子及其弟子引用诗，看重的不是诗所指的对象，而是借诗境来揭示“无邪”之思。这使人想到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言论、诗，本身就参与到境域构成之中，而道境本身就是解释性的，载有阴阳消息，能够表达出来。不过，这种语言决不是工具性、对象性的语言。
　　
　　〖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嬴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
　　
　　(范蠡)对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
　　
　　(范蠡)对曰：“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
　　
　　——《国语·越语》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孙子兵法》〗
　　
　　学生：有人也许会认为，您依然是以西方哲学为主干来裁定中国古代的思想。
　　
　　张祥龙：实际上，以西方哲学为主干来裁剪中国古代思想的人并不是我……
　　
　　学生：是的，五四以来占思想界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
　　
　　张祥龙：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已从根子上突破了西方思维的大框架，在方法论上已昭示出中西方良性对话的可能。不过，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训与成果，远远没有被人消化，西方学界按老路子做学问的大有人在，汉语界搞哲学也极受传统西方套路的影响。
　　
　　〖“中西思想之间的交往早已开始。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的一边看，这交往已经不再主要是出于好奇和互惠，而是出于生死存亡所迫而势必为之者。我们的近现代先人被各种痛苦的激变逐出了已呈衰势的中国古学，流放到崎岖硗薄、“主义”横行的中西混合体之中。其中的浮浅、躁动、虚张声势、任意敷衍等等现象至今还不得不被容忍着，就是因为这个美其名曰的“比较和交往”的大势所致。……请来的西方人和学了西方哲学的中国人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概念哲学方法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者，参照着它、“比较”着它来剪裁、切割中国古学，以此来决定何为思想的精华，何为反理性的糟粕。所谓“中国哲学”就是这么建立或收容改编起来的。……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观从根本上都是纯势态的。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两者之间的对话就绝不会止于概念上的比较，而有可能成为展示思想本身的机缘。在这个对话中所理解的天道，应该深合于我们读孔、思、老、庄、孙子时的体验，得我心之同然，并发我心之未及；但又带有、而且不得不带有现象学存在论所牵引着的西方哲学的背景和思路。对于海德格尔的理解也是一样。它在此对话中不会不浸透于中国人的天然视野之中；但这浸透不应妨碍、反而应深化我们“朝向事物本身”的真切与至诚。(引自《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P34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