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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您看来，未来中国哲学的出路何在? 张祥龙：我认为首先应当做方法论上的反思，看看老方法是否在治中哲上带来了满意的结果。其次，应总结五四以来老一辈学者的经验与教训，看看他们在方法上有哪些突破，又有哪些不足。贺先生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宋儒直觉法的文章，据他说是用心力最大的一篇。这是开辟新路的一次努力。我们这一代学人，应做得更彻底，要注意吸取现代西方哲学在方法上的革命成果。如今，中西方思想已然开始更有效的对话，可是中国学界迄今为止还对此认识不够。要努力开辟出更合宜的言谈情境，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交朋友谈恋爱要投缘，文化交流也是如此。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贾宝玉〗 张祥龙：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化交流，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佛教入中土，最成功的也只有般若、中观学。为什么?就是因为和中国人的心性有缘。又不相同又有契合点，和而不同，这样才有沟通的可能。比较流行的方式是用西方的形式吸收、同化中国材料，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做法。和而不同，才能生出新的东西，佛教与儒道的有效对话，产生出禅宗。禅宗是中国人能心领神会的东西。 学生：海德格尔身上带有整个的西方传统，与中国人的对话也许并非易事。 张祥龙：所以我们要力求做到知己知彼，还要弄清楚彼我之间有何关系。在阅读过程中，带有活生生的体验的对话势态已然形成，这确是一种交流，不是谁征服谁的问题。概念化的思维，其本性就是要切割、要抽象，西方人传统的框架体系，容纳不了中国思想的精妙处。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引发式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按照某种格式的思想操作，而是去蔽显真的方法。他的思想方式改善了中西对话的形势。实际上，海德格尔本人就深受道家吸引，这一点我在书上已说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所看到的海德格尔肯定与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对话对双方都有好处，只要方式恰当，在对话中我们并不会自失。实际上，我们一向已有了一种中国人的视野，这并不妨碍我们尽量正确地引述海德格尔的思想，更不妨碍我们的理解。总而言之，关键在于把思想走到底。 〖如今的学者“搞”的文化哲学比较往往流于肤浅，例如区分出“可说”与“不可说”，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直觉与理性……终日言说不曾言说，迄今为止，这些沸沸扬扬的文化比较的前提依然是晦暗不明的。 “海德格尔的学说不只是一个单独的、或属于某一流派的思想，而应理解为整个西方哲学对于自己的原本使命的自觉，以及对于过去两千年来思想方式上的偏差的纠正。由于这种自觉和转向，思想的终极含义又对人们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中国古老的天道观也绝不是个现成的思想遗产，可以信手拈来进行比较。相反，它隐遁于大量不得要领的解释与论说之后，需下一番刮垢磨光、提要钩玄的功夫方可见其天意或终极含义。只有这样，也就是在两者都复活了思想的本来活力的情况下，海德格尔与天道观之间的对话形势才可能出现。”(引自《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P345)〗 学生：国内有一位学者认为，基督教完全可以走入中国，因为它是十字架上的真理，是不分国界与民族的。他还认为，基督教信仰对人生苦难的关怀远远胜过强调生命自然的儒道思想。请问您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有何看法? 张祥龙：哲学与宗教不是中国原有的词，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中，它们二者的差别十分微弱。道教可能与道家相差较大，但道教真正推崇的“神学”思想依然不逃老庄的哲学。儒家与儒教的差别就更小了。而在西方传统中，神学与哲学就不是一回事。 在美国念书时，我主动接触过基督教团体，参加读经班，去教堂，体味其乐教与礼仪蕴含的意义。基督教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教友间有着浓浓的兄弟情谊，如此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始终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难以融入教会团体。美国人的生活虽然生动活泼，但那层隔膜是无法打消的。 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扎根，(象佛教那样)，成为汉语基督教，其难度与佛教一样，甚至更大。信仰，是一个民族中最坚硬的部分。基督教若想进入中国，必须自身有所改变。现代神学以新的方式理解上帝，这使得中西对话的可能性出现了。海德格尔对现代神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布尔特曼、蒂利希、云格尔等人的神学，他们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有较大突破。现代神学所取得的进步成果，我们应充分吸收、借鉴。宗教交流应进入“和”的状态。 〖“善于‘应于化而解于物’，从而‘〔与〕天地往与，〔与〕神明往与’的庄子，就更是经常以“寓言”张显这天道本身的神性。……这种天道神性观与海德格尔所讲的在时境、语境和史境中生发出来并保持在人的生存朝向中的神难道不是很有对话的可能吗?换句话说，海德格尔讲的境域发生之神与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讲的人格化了的主宰之神相近呢、还是与天道思想家们所讲的天境道域中发生出的神意更相近呢?当然只能是后者。”(引自《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P382) “对于海德格尔，这天道观蕴含的真人境界乃至‘天下太平’、‘小国寡民’的人类生存境界可以提供某种新的思考可能性，也就是一种既不落入现成框套而又能涉世、救世的生活形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天道思想可以从海德格尔的人性境域观中得到更有教益的东西。自古以来，这圣人、真人、成佛之人的境界一直是中国人精神追求的伟大动力。但是，无可讳言，对于这种境界的理解和解释中充斥着平板化、程序化和观念化的弊病，殊不明了其中的境域委曲和微妙之处。而且，自古以来，就在‘圣人’、‘真人’、‘道人’、‘佛’的名义下，做了不知多少虚假的和自欺欺人的事情。对于这些，海德格尔的学说不啻一剂清凉解药，因为它对于真态存在中有可能隐藏着的不真态有着特殊敏感……”(同上，P402)〗 学生：您往往是以先秦诸子的典籍为立足点的，但问题在于，这些典籍所构成的解读史，属于士大夫的雅文化，而更广阔的俗文化或许对于中国的历史未来更有影响力。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祥龙：俗雅文化的这种划分法，并不是十分确切。假如说一定要这么讲，那么我要说，在中国，雅俗的区分不如其它文化那么大，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雅俗就有严格的界线。道家的雅俗差异甚小，至于儒家，大家都可以读书取仕，彼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差别。我个人较喜欢俗文化，例如民歌，土生土长、流传广远的民歌往往反映了一种更本原的东西。古代的诗经，就收有民间的歌。风是活生生的生活境域的显露，因此天子观风(见毛诗大序)，就能知晓天下的动态。天子派官采风，这在别国是没有的，它受到一种天道观的支配，是极其精微高明的。现代人往往根据情报、民意测验等方法来观天下，周天子却根据风。风，具有原本的普遍性含义，首先抓住的是实际生活(早期海德格尔术语)，而非现成化的主客体世界。李白正是吸收了民歌，他的诗才那么明快，那么打动人心，心性都自然流露出来。更有趣味的是禅师的参话头，那都是些俗得不能再俗的大白话，却越俗越见性。只要得时机，臭腐也能化出神奇。俗云时势造英雄，这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中国人的真理观。真英雄懂得什么叫时机、天机，不懂这个，任你成就何等功业，大家也不认为你是真的英雄。 先秦气象是含有这个根本识度的，先秦之后，儒道文化就其思想而言趋于衰败。孔子讲好德如好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世儒家哪有这么挥洒自如的?情不自禁才叫真正的德，是以德配天的德。所谓天时，应理解为时机化而不只是四季轮回，才能贴切地领悟孔、老、庄、韩、孙、范这些有道性的人的话。他们都是不离日常人生来悟道的。 中国古老的思想，是一只凤凰，不能关在概念思维的铁笼子里，而要让她自由地飞起来，同时又要有所收拢、敛聚，让她保持在思的境域中。 学生：顺便问一句，您偏爱哪个地域的文化? 张祥龙：我更偏向于北方文化。荒凉的秃山，旷漠的黄土，它们特别能激发人的情感。南方的山，如黄山，当然是美不胜收了，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美国的山十分美丽，但很少有使我动真情的。我回国，就象陶渊明所说的那样，是鱼儿思故渊。我骨子里受道家影响深，是个懒散的人，回国只为图个自在。我佩服那些立志在美国打天下的英雄儿女，但我自己做不到。美国的物质条件十分优越，孩子上学也更有利，但那里适合于我的水太浅，不能得鱼之乐。 〖张老师上课时曾对我们说，他是不赞同一维的文明进步观的。“你别看他们（古代人）生活粗陋，没有电灯也没有汽车，可人生该有的东西，一样也不会比你少。”笔者深有同感。〗 学生：记得您曾赞叹古人：骑上马能打仗，下得马来能做文章”，过着一种生龙活虎的生活。 师(笑)：现在当副所长，受拘束太多。做学问要走到终极处，才能真性流露，眼下……现代人怎么在体制化的刀枪剑林里找到天性自由?这是一个大问题。 学生：所谓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也许自由与体制并不是矛盾。 张祥龙：我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好德如好色，发而皆中节，孔子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 学生：有人把中庸的庸训为“用”，您是取哪种解释? 张祥龙：庄子就是训的“用”。这么理解是可以的。我个人把“中”理解为动词，理解为“发而皆中节”、“诚者不勉而中”的“时中”。时中也就是对时机的切中与把握。时中是一种纯构成（境域的当下构成）。“仁”对孔子而言主要不是指一种道德品质，而是根本的思想方式或对待终极实在的态度。“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是说人无现成的自性，但也并非全由外铄而定，只有通过“取譬”(交往折射)而成立。而且，只有能返身(“近”)的取譬才合乎人的本性，也即仁。仁只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对待、相互造就的构成原则和中庸(用)原则，是一种看待人的天性的纯境域方式。仁道与天道是相互贯通的，得仁就是知天，行仁道就是知天道。孔子学说的一大特点就是通过技艺(六艺)来缘发式地格物致知，孔子本人的“学”和启发学生的“诲”的全部神髓都在于将那些出神入化的艺境转化为人的根本思想方式(仁)和时中的行为方式。 学生：请问现象学研究方法可能受到的挑战是什么? 张祥龙：狭义的现象学，在胡塞尔那儿创始起就受到了多方面的责难。胡塞尔在突破传统哲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受制于传统主客分离的大框架，这使他的研究动摇于新旧之间，他的著作充满着断裂与晦涩的地方。胡塞尔受到的挑战，其中有些是难以回应的。 新康德主义者那托普对现象学的挑战是有力的，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是现象学的反思一定会“停止住经验流”，从而使那被反思到的不再是原初经验；二是任何对经验的描述都是一种普遍化、概念化和抽象化，因而使所表达者不可能是原初经验的“事情本身”。推究到底，这两条反对理由是对古往今来一切想理解和表达动态的终极实在企图的挑战。早期的海德格尔从师兄拉斯克那里受到启发，用“形式指引”论有效地回应了这个挑战。 分析哲学家、狄尔泰的现代追随者们、以及解构主义者，据我所知的，迄今为止他们对海德格尔提出的批评都未到点子上，或者说不能构成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根本性威胁。德里达的书我读得不多，我只谈谈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是外行的。如何正确地理解海德格尔是个关键。《存在与时间》是本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书，实际上，它的开头要回溯到更前面的研究。必须走到《存在与时间》之前，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海德格尔。Kisiel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一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阅读了海德格尔全集的第56至61卷，那上面有1919年以后的讲课手稿，在那里，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实际生活体验是一切哲学的源头。当然，要指出这一点并不困难，关键要看实际生活体验与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是什么。海德格尔指出，实际生活本身就有一种本源的、而且是非概念化的表达方式，即形式指引或称形式显示。形式指引论在《存在与时间》中看不到，但左右着《存在与时间》的思路与走向。 学生：您能把“形式指引”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张祥龙：前面已提到过那托普的两大反驳。首先是第一条，海德格尔说，不!不是反思的意识在先，而是前理论的理解在先。例如挥舞铁锤，已有前概念理解在其中了，这是一种对势态境域的认知。关于这一点，你们已知道得很多，我就不必详说了。其次是第二条，有一种表达既不是普遍化，又不仅仅是形式化的，它表现出生活体验本身的趋向关系或投射关系，即形式指引。形式指引的语言不是用来诉说任何先入为主的定见，而是去揭示生活本身的趋向关系。这些形式并不干涉和停止原初经验，而只是指出这经验本身已有的东西，比如一种领会的趋向。 所谓的普遍化的概念形成方式，在传统哲学里十分常见，普遍化意味着从低级的种或属上升到更一般的和更抽象的属和类，比如从“红”到“颜色”、从“颜色”到“感觉性质”，从而形成有等级的概念系列。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依靠某一对象领域的普遍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形式化打断；比如从“感觉性质”到“性质”或“本质”，或从“本质”到“对椣蟆?/FONT>(Gegenstaendlich－keit，意即站在对面)，就已是一种形式化而不是普遍化了。这样一种形式表述不是由“什么”、而是由关系姿态的“怎么”和“如何”决定的。如果我们连这种形式化本身所规范出来的形式领域、比如数学运算涉及的形式存在论范畴也不考虑，而只关注这形式化中的“关系的方面”或“关系的含义”，那么在我们的经验视野中出现的就是“形式指引”(FormalAnzeige)。它不再是某种抽象化了的什么或现成者，而是一种对一切现成者都无差别的、虚的、含有构成趋势的、只在其“关系”的“实现”中获得语境含义的纯意义和“是”本身。后来的《存在与时间》中充满了这类“因缘”词或关系趋向词。 学生：能举几个例子吗?举几个形式指引词…… 张祥龙：比如Um?welt，德文里原指“环境”，海德格尔把它点化成了关系趋向词或因缘词。单独的welt可能含有对象思维或表象思维在内，加上一个表关系的前缀就不同了。又如Womit(所共)、Wozu(所为)、Mitsein(共在)、Zu?sein(去在)……海德格尔充分利用了德语的造词功能，要理解他所用的这些词，除了要有语言的敏感性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明白它们在思想上的来源，否则就会面对这些语言游戏望洋兴叹、不知所云。庄子也有语言游戏，这是汉语言意义上的形式指引，化臭腐而为神奇，破除对象化的“小言”。在这一点上，庄子比海德格尔更灵活、圆通、游刃有余。 学生：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有过关于文学的阶级性与永久人性的争论，海德格尔对人性的看法，例如缘在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不是也存在着“永恒人性”的嫌疑? 张祥龙：所谓永恒人性，是一种概念化的表达，海德格尔本人是十分反对的，例如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海德格尔一再提醒人们回到实际生活本身。 学生：那么人类学是否对海德格尔构成了挑战? 张祥龙：人类学是现代思想的一大成果，舍勒就贯通了人类学与现象学。人类学的视野是广阔的，但它使用的仍然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这决定了它的性质，人类学眼中的人类史，并不是如现象学一样是从视域构成的角度去看待的。现象学的识度，要求我们不要头一步就跨入实证领域，经验方法、科学方法永远看到的是个别的存在者，总有些关键的东西是它们所看不见的、要漏掉的。比如“风”、“气象”，人类学难以说清楚其中的精妙之处。 学生：人类学在法国极大地影响了结构主义的兴起，结构主义对海德格尔的挑战是决定性的吗? 张祥龙：我认为结构主义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挑战也不是根本性的。海德格尔的魅力，就在于他要走到尽头，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光亮和意义便呈现了出来。维特根斯坦也是如此，不过他的许多说法还太笨重。终极处的气象是不一样的，例如黄河的源头，得天地之灵。古中国人对终极也相当地敏感。 学生：在萨特的身上，文学与哲学联系得十分紧密。我个人十分喜爱萨特，不知您对他有何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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