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由于受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日益发达和女性主义论述的影响，「身体」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界新的研究关注点。特别是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Foucault）将「身体」开掘为一个批判现代理性话语的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他的一系列著作诸如《疯癫与文明》（MadnessandCivilization:AHistoryofInsanitytheAgeofReason）、《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Punish），深入地阐释了围绕在身体和生命周围的政治权力，是如何规训、惩罚、宰制身体和生命的，确立了一套福柯的研究范式。福柯之后，「身体」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历史学中逐渐出现「身体史」研究，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社会史学家伯克（PeterBurke）称「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伯克著，刘华译：〈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就身体史研究而言，性史、身体与政治的历史、身体医疗史、女性身体史是研究较多的领域。主要著作有拉奎厄（ThomasW.Laqueur）的《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MakingSex:BodyandGenderfromtheGreekstoFreud）、杜登（BarbaraDuden）的《肤下的女人：十八世纪德国一位医生的病患》（TheWomanBeneaththeSkin:ADoctor'sPatientsinEighteenth-CenturyGermany）、伯克本人的《塑造路易十四》（TheFabricationofLouisXIV）等。
　　
　　作为历史研究中新的研究视角，「身体史」一经提出就迅速为海内外的中国史研究者吸收、采纳。关于身体史的研究著述愈来愈多。受文化区域得天独厚的影响，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者在身体史研究方面著手较早，成果相对较为成熟。1999年出版的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表现性与希腊和中国医学的分歧》（TheExpressivenessoftheBodyandtheDivergenceofGreekandChineseMedicine）、费侠莉（CharlotteFurth）的《藩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AFlourishingYin:GenderinChina'sMedicalHistory,960-1665），就是海外中国史学界身体史研究的新作。身体史研究在台湾、香港等地也颇为盛行，研究畛域相对集中在医疗社会史、中国古代的气论、礼教、儒家身体政治观以及近世情欲观等方面。
　　
　　台湾东海大学黄金麟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正是身体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黄金麟的这部身体史著作关注的是1895-1937年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多多少少弥补了中国近现代身体史研究专著缺席的遗憾，因为以往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中国古代及前近代。
　　
　　《历史、身体、国家》一书将身体放置于近代中国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贯穿于全书亦是作者想要回答的三个主要问题：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甚么样的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
　　
　　围绕这些问题，作者在第二至五章中依次将身体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变化概括为：（一）身体的国家化。作者首先就当时流行于全国的一些教育杂志如《新教育》、《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所讨论的「模范学生」议题，牵引出一个福柯式的命题：中国如何走上规训身体的道路。从这一命题出发，作者主要透过蔡锷于1902年提倡的军国民运动、梁启超等人在1902-1903年发起的新民讨论，以及兴起于1923-29年的公民教育运动等，论说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兴起两大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身体的建构情况。（二）身体的法权化。作者从晚清沈家本修律到30年代国民政府颁布民法的系统考察中，认定身体在近代中国的律法变更中，也完成了从原有的「家属」形式到以个人和国家为主要归属的转变。在身体法权化的转变中，朝野上下充满了各种礼法争论，现实社会中也出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所指出的礼治不行、法治未立的乱局。（三）身体的时间化。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时间观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世界时间」的采用，以阳历、耶稣纪年、钟点时间代替过去中国固有的阴阳历与时辰表现时间的方法。随著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新产生的工人阶层在工厂中劳动，工人的作息时间必须配合机器的运转而形成一整套钟点时间计算机制，使工厂中的劳动者的身体受到严密的钟点时间规约。与工厂中的工人身体的时间钟点化相比，近代新式陆军和新式学堂中，军人、学生的身体也经受著严格而划一的钟点时间塑造。（四）身体的空间化。福柯在著名的全景敞视主义论述中，将空间视为一种规训身体的技术。作者也认为近代中国学校、工厂、医院、新式交通工具、监狱的兴起，体现了空间对身体的规训。不过，作者还认为身体与空间并不是单向的关系，游移的身体也常完成空间的转化。以五四运动为例，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讲演和国民大会，众多爱国身体的集聚和展演，使原本普通的物理空间诸如街头、广场，迅速成为权力角逐的政治空间。作者也指出，学生上街头游行得到允许但又经常受到镇压，这种矛盾表明空间转换与身体行动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有限性。
　　
　　综观《历史、身体、国家》一书，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良好的社会学理论素养构成其最大特色。与以往的身体史研究多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对具体问题的关注相比，黄金麟的这部专著更为注意从一个宏观和长时段层面上去尝试。正如作者所说：「我希望透过时间上的拉长，以及事件之间的细微关联，来凸显身体在当时所经历的绵延变化。至于在分析角度的抉选上，我将以宏观（marco）的方式来观察和分析身体在这四个面向上的发展……。」（页9）作者不仅将「身体」视为研究的对象，也将「身体」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嵌入历史之中，去考察有「身体」的历史。全书充满作者强烈的「身体」问题意识和建构「身体」的理论努力。在「身体」视角的聚焦下，原本独立于政治史、教育史、军事史、法律史、经济史的各项议题被统摄起来，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的阐释。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身体」视角的串联下，许多既有的历史命题获得了重新认识的可能。以军国民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为例，作者在「身体」视角下，注意到这两个在传统研究中被视为关联不大的运动，具有相当的内在联系。表面看来军国民运动强调尚武的爱国情操，而新文化运动注重提倡个性自由，其实在深层次上它们都暗含著国家意识对身体的规训。只不过是军国民运动强调国家在前、个人在后，与新文化运动主张的个人在前、国家在后的顺序不同。作者所选取的论证材料诸如军国民运动方面的材料、《新民说》方面的材料、晚清修律与民国约法方面的材料，在以往的研究传统中，似乎很难归属到身体史的研究范围。但是经过作者精心的问题设计和独特的「身体」视角观照，相对大众化的史料被化为作者身体史论著的基本材料。从这里可以窥见视角「发现」材料之一斑。
　　
　　《历史、身体、国家》一书的精彩之处除却「身体」视角的引入外，具体论述也相当到位。关于身体时间化与身体空间化的论说既有新意，又富启发性。在论述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时，国家化与法权化是较为容易考虑到的两个维度。相比之下，将世界时间的采纳与钟点时间对身体的规训作为近代中国身体形成的一个层面，显示了作者相当深刻的学术思考。近代中国时间观的变迁，其实是一个相当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问题。除却物理性的时间之外，还有生物性的时间、社会性的时间，以及仪式性的时间诸如婚丧礼俗、庙会祭拜等等。对近代时间观变迁的探讨牵涉到社会生活史的方方面面。作者将身体的时间化视作是近代身体生成的一个层面，值得激赏。至于身体的空间化即游移的身体与空间身体建构的探讨，也不乏创新之处。由于全书的探讨主题牵涉到身体与政治、身体与现代性的关系，韦伯（MaxWeber）和福柯的相关理论既是作者的出发点，也是作者意欲理论对话的潜在对象。在探讨身体的空间化时，作者依据福柯关于空间是规训身体的一种权力技术的理论，概要地论述了近代中国兴起的公共空间对身体的塑造。接著一反福柯式的身体规训理论，强调游移的身体对于空间的转换和塑造，也具有规训的作用。以五四运动为例，通过身体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来透视五四运动等传统政治、文化史命题，也平添了几分新意。
　　
　　不过，笔者读罢黄金麟这本身体史专著，掩卷而思，也有疑惑和不解之处。首先，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无疑是「身体」，作者之本意也在说明「身体」在近代被形塑和建构的历程。通观全书，「身体」这一概念虽然频繁出现，但作者并没有对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明确的界限和说明。作者在该书开篇中强调：「我将不把精神或心灵，或一般熟知的国民性，当作是分析的焦点，而是将肉体的活动与心灵意志的开发同时当作对象来观测。」（页18）可这种分析定位却相当含糊。在论述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空间化的过程之中，从生活秩序的规训、梁启超的《新民说》、公民自治教育运动中的公民，到法律上的人格法权，作者均不假区分地视为身体加以阐释。众所周知，在身体史的研究中，「身体」这一概念其实是有相当多层次的，包括生理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文化的身体、宗教的身体、观念的身体等等，「身体」内涵的丰富性也正是身体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因而身体史研究中对最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把握很有必要，也是能否顺利展开论述的基础。在这部著作中，「身体」所指代的内涵先后有所变化，作者却没有将这种变化详细地阐释出来，反而给人一种「身体」无所不包的印象。现有的身体史研究似乎也存在著这样一种通病：「身体」的虚无化和含混化，削弱了身体史研究的独特性。在《历史、身体、国家》一书中，身体概念的过度延伸，除了因作者缺乏严格限定外，还与其凸显「身体」的问题意识有关，是作者有意之举。这就牵涉到如何把握问题意识与所阐释的历史事实之间距离的合理性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历史学家的主观理论构建既要有创新之处，又不能距离事实太远而处于漂浮的状态。
　　
　　其次，作者这本著作的研究路径主要是年鉴学派的趋势化作法。通过对1895-1937年近半个世纪的「身体」历史的考察，力图宏观地描述出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状况。鉴于「趋势」与「总体状况」是作者的研究期望，因而作者没有采用福柯式的对微观权力机制的考察分析。相形之下，笔者以为福柯立足于对微观权力机制的考察，读来更令人容易产生思想的共鸣，令人信服。在论述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空间化的过程中，由于每一个面向都相当复杂，所以作者进行的综合探讨，给人以「议犹未尽」之感。在探讨身体与钟点时间时，关于近代中国时间的演变对身体的塑造作用，作者著墨似嫌不够。笔者以为在研究中将趋势化研究与微观分析适度结合，对于该书的完美应该有所帮助。
　　
　　再者，本书将研究时限定为1895-1937年，尚有许多对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实践，作者或一笔带过，或没有涉及。如近代军事化对身体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苏维埃政权内的身体状况等。作者也承认「就中国身体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而言，它除了经历我在《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一书中所探讨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的变化外，事实上还有许多面向是值得我们再去细部思考的」（黄金麟：〈身体与政体：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身体的一些线索〉，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0.htm）。作者也在后续的研究中开始关注民国时期苏维埃政体对身体发展的影响。
　　
　　总之，黄金麟的这部《历史、身体、国家》是值得一读的有关近代中国身体史的力作，期待著他的下一部身体史著作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