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其实是后记，依我的习惯。一本书写好，修改完毕，连同附录献辞参考书目，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了；再回头想想，有什么需要向读者和友人交代、感谢的？一二三四，便是前言。今晚，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回顾的时刻。
　　
　　按常规，仿佛还缺一长文，讨论《智慧书》的历史背景同结构内容。然而，这五篇经文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差异极大：《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文学”，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但它们的风格、哲理与教义又各不相同，难以放一块儿讨论。倘若分别作文章探赜索隐，似乎又超出了本书的体例和目的。毕竟，译本不是论著，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为译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创作”，译者就要十分注意为读者留余地，而不应越俎代庖，替他读书下论断，尤其像《圣经》这样蕴含了无穷教导和启示的经典。这也是拙译的插注一般不涉及神学诠解，不追求微言大义的理由之一。
　　
　　于是，想到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原先用过(见拙著《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北京三联，2003)。就是作一份“释名”，为五篇经文和其中重要的人物神明、部族城镇、动物植物，以及相关圣经学术语，做一扼要的介绍。置于附录，供读者随时查阅，“链接”浏览。如此，“译序”即可聚焦一个题目，而不必面面俱到了。题目我选的是希伯来诗律，因为智慧书乃是《圣经》诗歌艺术的明珠，对西方文学影响至巨。原文格律修辞等语言手段作为思想的载体，对于译家，正是他的译文力图再现、转换而“再创作”的一个个文体元素；对于译本的读者，则是为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而《圣经》的中文旧译，无论文言白话，错漏最多、笔力最弱的部分，恰在诗体的章节。这里面，是有好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的。
　　
　　智慧书五篇，传世抄本讹误较多，远不如摩西五经整齐。部分段落顺序衔接紊乱(如《约伯记》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断句训读，历代注家歧见纷纭。故拙译在底本德国斯图加特版传统本(BHS，1997)之外，参照引用的原文抄本(如死海古卷)和古译本(如希腊语七十士本、亚兰语译本、古叙利亚语译本、拉丁语通行本)的异文异读，也大大增加，详见各篇插注与释名。插注中，“原文”指BHS编者校订的经文善本，即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列宁格勒抄本(codexleningradensis)；“另读”则指该抄本页边所录经师附注(masorah)，或编者脚注列出的传统读法。
　　
　　译文的体例，包括插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一如《摩西五经》(牛津大学/香港，2006)，此处不赘。仅说明三点，因为常有读者电邮问起。第一，经文原本不分章节(亦无现代标点)，至欧洲文艺复兴，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划分，渐成定例。但这一套章节设计与经文的叙事、诗句的起止，往往并不吻合；不乏一句话断为二节，一首短诗横跨两章的情况。所以章节只是方便检索引证的一个系统，跟如何诵读或理解经文未必相关。这是读者须了解的。此外，传统本的分章与拉丁语通行本略有出入。因为英语钦定本的章节跟从通行本，而中文旧译如和合本又以钦定本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与传统本分章不一致处，插注中都标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节的读者对照。
　　
　　第二，同样，译本里散文的段落，诗歌分行划阕，加标题，也是现代译经的惯例，非原文即古代抄本的原样。为的是便利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而做的文体选择(详见译序)。
　　
　　第三、希伯来经文中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汉译有“天主”“上帝”之分野。原是十九世纪传教士不智而搭的藩篱，不仅加剧了教派对立，还阻碍经文合一运动，实为历史的遗憾。而在他们自己的拉丁语和母语译本里，却只有一个诸派共尊的大写的名：Deus-Dio-Dieu-Gott-God。我是“非教徒”、“无党派”的“统战对象”，对于这译名的分歧并无任何偏向。可是译经只能采取其一，没法兼顾；若自创新名，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徒增混乱，委屈读者。而简单直译作“神”也不好，易与异教神或泛指的神祇混淆。所以就随汉语学界的大流，用了“上帝”。读者若愿意，读作“天主”也行，音节相当，应无大碍。
　　
　　《摩西五经》问世以来，蒙读者包括许多教友的厚爱，来信鼓励或提出意见建议，还有专家学者著文评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现在《智慧书》将要付梓，最大的希望，便是继续领受读者诸君的指教——网络时代的写作，有个前人想象不到的好处：能够几乎是即时地获得反馈，隔着十二三个时区。
　　
　　译经，在智慧的“传道人”(qoheleth)看来，恐怕也是太阳下无休止的一种“辛劳”，或上帝派给人子的“苦活”(《传道书》1:13)。然而人生幸福，却在那份“苦活”日积月累的所得，可以同无数人分享。这一点，我常得益于内子的提醒。我在西文典籍和学术话语里沉浸久了，容易忘记中文世界的读者的知识需求、阅读心理或可能有的困难。她的批阅、提问，总是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要求修改或解答，让我对学院派的玄谈和上不了口的“文绉绉”辞藻，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以这本书纪念卢兄，我的哈尼阿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每当我乘着经文诗句的翅膀，飞入希伯来智慧的明光，我就离他的大森林近了一程；就又一次回返往日，坐于他的火塘，端起新米的纯酿，聆听一颗超越民族疆界和宗教信仰的宽仁之心的吟咏。而且我知道，从他祖宗的圣山，他能望见，四面八方汇拢到我笔下，这一片漫漫黑地里“渴求天光”的众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