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根本失败。太平军为何失败？我们只需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布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玕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愈，生活也无须别人呵护。
　　
　　1843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在第四次落选之后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他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他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这里，还要谈谈被专家看作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这是洪仁玕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洪仁玕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绍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有所描述；并借鉴外国，提出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28条。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