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传统中国国情的许多“常言道”和“真理”，随着国情的渐变和社会观念的进步，会逐渐显露出其认知“偏颇”的一面。“戏子无义、婊子无情”之所以能长久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观念中，自有古人振振有辞的“道理”。但是，现代观告诉我们，这种认知是偏颇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有“戏子”以来，一直是男扮女装的，只是到了清末近代，才出现了女性戏子。他们在舞台上表演和颂唱的内容，大多是民间演绎的传统“义”字。难以想象，那些在舞台上大唱“义”的戏子，传统社会给它的定义却是“无义”；同样，官肆乐坊的“婊子”，以“谈性说爱”为主要功课，传统社会给它的定性却是“无情”。
　　
　　那么，逆而思之，古代中国有没有“戏子有情、婊子有义”现象呢？就像这种“道理”的偏颇性一样，它确是存在的，要说“有理有据”，可谓比比皆是。首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便是“婊子”有义而李书生无情的“理”与“据”。说到戏子有情，更不乏史笔记载。
　　
　　据清末民初许指严《十叶野闻》记载，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内设置的“四春”，其中“海棠春”原本便是当时红遍京津地区的一个名叫玉喜的戏子。
　　
　　戏子为了谋生，经年累月奔波于舞台，而座中一位“美姿容”的听客，也是寒来暑往、栉风沐雨，无论客多客少，“独坐谛听”。此种多年坚持，台上的玉喜不可能不为之动容。某日，唱毕的玉喜移步走下舞台，对这位听客行了大礼，称“神交”已久；听客一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说得玉喜感动不已。在阅遍“龌龊纨绔”的玉喜看来，无疑找到了“高山流水”的知音。至此，“神交”成为了“尘交”。只是好景不常在，咸丰皇帝独占花魁的“奇货”欲，毁了这一段“山水”缘。玉喜入“海棠春”年余，便“玉陨香销”了。其时在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有其父必有其子，后来同治皇帝喜欢微服冶游，得之于这种本性真传）。
　　
　　中国很多古代传统观念，就单向性来说，不会没有道理，但它恰恰是一种“偏颇”，无论“义”或“情”，都是双向的。缺乏客观性而只具认知主观性，是传统中国“常言道”和“真理”的本质缺陷。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愈加开明，很多传统“真理”性的观念将得以校正，这是不用质疑的。这也许就像现代人看待古人“愚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