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工作者正在热议“非虚构写作”，有些文学期刊还辟有“非虚构”专栏，姬鸿霞的《缘起于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现在问世，可谓恰逢其时。此作出版之时与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刚好相距70周年，是巧合么？非也！只能说明该作实实在在地传承了《讲话》精神，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
　　
　　作家们躲在书斋久矣，脱离了火热的现实，丧失了对现实的痛感，其笔下的文本也失去了“干预”现实的能力。为了拯救文学，拯救我们的作家，“非虚构写作”这一称谓便不得不被提出，被提倡。文学剘刊《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命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目的是“吁请我们的作家，走出书斋，走向吾土吾民，走向这个时代无限丰富的民众生活，从中获得灵感和力量”，并“特别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
　　
　　《缘起于恶》系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品读文字，我们会发现作者姬鸿霞处处“在场”。其中的《缘起于恶》《为什么不说再见》两篇就是“我”参与、“我”在场、“我”行动。其余篇什中，虽然“我”没有亲历，但是“我”是采访者，询问了当事人，还直面证据，对作品中的现象事件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确证。
　　
　　文集中17个小故事，除了《为什么不说再见》一文之外，其他讲述皆是现实中的案例，具有强大的教化警醒之功能。《为什么不说再见》说的是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但爱得真挚、高雅、健康，也含有一股淡淡的哀伤。到文末调子才开始走高，变成了一曲警察英雄的颂歌。如果说文首、文中实录的是“小我”对赵晓松刻骨铭心的思念，情感狭窄，那么，文尾则彰显“大我”情怀，情感阔大，潜意识地表达了对卧底警察的赞美。
　　
　　教化功能
　　
　　16个短篇中大多是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充满深深的同情，如《第六次谋杀》、《爱有多远》和《房产老板被炸隐情》。这些女性常常陷入摆脱与依附的心理困境和生存困境。姬鸿霞借笔下这些人物的人生悲剧以引起社会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和思考。还有对犯罪分子因一时冲动而引发悲剧深表惋惜，如《月夜淫罪》和《血色黄昏》等。如果当事人能辨是非、明事理，冷静理性地克制自己的行为，人间悲剧完全可以避免。《月夜淫罪》中的任友就是被辰高利用了。儿时的辰高因琐事与刘胜结怨，一直记恨在心，时机成熟，便怂勇任友等人加害刘胜的漂亮媳妇。《血色黄昏》中的杀人恶魔李小平就是因为中了他那所谓的朋友景春的离间计，才不相信自己的老婆小娅，结果害人害已，悔之晚矣。
　　
　　这两个男主人公的人性恶变表面上好像与他人不无关系，实质上，其悲剧皆因自己造成，正如《月夜淫罪》所写的那样：“踏上警车的任友好像释怀了，在他内心一直困扰他的一个谜团好像揭开了，可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真正的犯罪与别人的教唆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促使犯罪的真正动因还是灵魂深处那个没有修炼好的自己！”
　　
　　那么，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与自身又有无关系呢？再看《第六次谋杀》《爱有多远》和《房产老板被炸隐情》。三文中的女性当初都是受害者，到了文末却成了害人者。窃以为，她们的致命错误是一味地忍让。忍辱负重故然是一种美德，但是无原则地忍让便会使犯罪分子变本加厉，日益猖狂。如果文中的女性主人公能独立自主，勇于追求自由，不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在人格尊严、切身利益受到侵害之初，就敢于诉诸于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她们就不会叹息自己命运多舛。美国名嘴奥普拉·温弗瑞的人生为什么辉煌？她早年的人生经历与女性主人公相似，但她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采用过激手段报复他人以泄私愤，而是让屈辱化作动力闯出一片天。
　　
　　《爱有多远》中的劳娜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领，购置了商品房，手中还有数额不菲的存款。“然而物质条件的好转并不能弥补劳娜心灵的焦灼，这十年中，她无数次地骂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如果早点出来，走得远一点，也许任雷就找不到她，任雷找不到她，她就不会受那么多伤害，而任雷也就不会被她的仇恨杀死。如果任雷没有被她杀死，那现在的日子该有多么好啊！”一切的如果都只是假设，世上没有后悔药，读者唯有从劳娜身上吸取教训才是明智之举。
　　
　　米拉多拉在《人类尊严论》中说：“上帝给予人类的恩赐就是选择的自由与独立的意志。如果他想成为一种蔬菜，那他就如同草木；如果他决定沉湎于声色，那他就如同衣冠禽兽；如果他决定选择理性，那他就如同圣人一般；如果他选择了智慧，那他就如同天使；如果他出淤泥而不染，那他就可以明心见性并超凡入圣。下至禽兽，上至圣人，无所不能。”那么，《房产老板被炸隐情》中的林燕选择了什么呢？从文本上看，林燕向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生活。当她嫁给光鲜的房地产老板秦一凡时，“坐在豪华婚车的她，心里别提多幸福了，心想：‘谁说女人再嫁就嫁不好！’”可以说，这个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注定了她悲剧的结局。
　　
　　文集中相当人物最终或身陷囹圄或遭致毁灭皆因交友不慎所致。上文所及的《血色黄昏》一文中的李小平就是典型。还有《三个法学博士的爱恨情仇》《劫案惊魂》等。前者中博士生方鸣与司法局副局长钱世平成刎颈之交之时，也就是引狼入室之日，后者亦然：“美少女韩梦涉世之初交友不惧，因幼稚轻信，抵挡不住虚荣的诱惑……”
　　
　　这些非虚构之作在讲述故事之外，还直抵犯罪分子灵魂深处，揭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月夜淫罪》中任友在逃亡途中的恐惧与悔恨的心理真实细腻。《爱有多远》中的劳娜杀人之后内心独白在文中占有很大的篇幅。作者不遗余力地剖析犯罪分子心理，解读其人性，揭示他们内心的痛苦，写他们思亲想家，写他们良知复苏，不仅仅是写活了人物，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更主要的是艺术地告诫读者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这比干巴巴的说教更有效果。
　　
　　要言之，《缘起于恶》由于素材所限，很容易演变为欲望的书写。可喜的是，姬鸿霞能以理制欲，以理性的笔触探微非理性欲望，夹叙夹议，说理透彻，凸显教化功能，让读者醍醐灌顶。
　　
　　艺术手法
　　
　　《缘起于恶》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刻画得很细腻，得益于姬鸿霞能“走出书斋，走向吾土吾民”。贾平凹曾说：“大量作家都在书斋里，都在写玄幻、穿越。我觉得作家始终要对社会保持一种鲜活的态度，要对文字保持一种鲜活的感觉，这样才能进入写作状态”。
　　
　　姬鸿霞拒绝书斋写作，不辞辛劳地辗转深入到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与当事人促膝谈心，认真聆听他们的心理话，然后用凝炼、优美的文字再现他们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丝毫没有雷同之感，正应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一至理名言。窃以为，书中人物命运的书写是姬鸿霞式的，他人不能复制。
　　
　　这部非虚构之作虽然仅限儿女情长，讲述的是男欢女爱、爱恨情仇，去宏大话语，远离主旋律，类似“醒世恒言”，但是其内容修饰润色较精，描写细腻，人物生动，结构充实完整，还归功于文学艺术手法的运用。《文心雕龙》的《夸饰》篇中有一句：“壮辞可得喻其真。”意思是说在创作中一切艺术手段都是为了更加真实深刻地表现生活服务的。
　　
　　《月夜淫罪》和《血色黄昏》既像案例纪实，又像小说。像案例纪实是因为它系非虚构写作，像小说是因为在文本末尾才抖出袍袱，道出惨案的始作俑者，出人意料，颇有美国欧·亨利小说之味。两文都遵循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把不同的情境进行对照。《月夜淫罪》中的那个夜晚很美，“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的，很多很多，能清晰地看到北斗星，月亮半弯，却如满月般照得全村一片清辉，空气中有股甜丝丝的玉米秸味道。”接下来的恐怖尸体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血色黄昏》中的黄昏本是充满诗意的，由他制造的系列惨案却都发生在黄昏。美丽的黄昏在主人公李少平感觉中寒意瑟瑟。
　　
　　两文中多处运用了美丑对立的写作手法，浪漫诗意的美景与血腥暴力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它们不是为描写丑而描写丑，而是为了表现美去描写丑。如果姬鸿霞只去表现美，把美与丑相割裂，那就失去了自然的完整面貌，因而也就失去了真实。如此运笔，说明作者并没有躲在心造的现实幻影里去玩文学，而是果敢坚韧直接坦荡地站出来与站起来，直面人生，直面生活，真实地描写自然景观，从而激发读者对犯罪分子的憎恨，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珍惜。
　　
　　爱伦•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即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使得读者得到某种刺激。《缘起于恶》中的部分篇什事件触目惊心，理所当然制造震颤的效果。如《愿赌服输》《劫案惊魂》《痴情一赌》等即是。《暴狱》除了案例独到之外，一些语言让我刻骨铭心。譬如马志强对刘警官说：“刘政府……可我们实在不想再吃这八大两了。”“刘政府”“八大两”系行话土语，使得人物真切、生动，给读者提供一种新感觉、新神韵，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谈到语言，至今记忆犹新还有“污秽的想像力”、“琴瑟失和”的床弟之事等词句。
　　
　　整部作品系非虚构写作，文中的故事案例皆是因果相承的，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姬鸿霞本应按理性逻辑来操作，但是，我分明从中发现了非理性成分，如《月夜淫罪》中的任友被迫参与强暴刘胜的媳妇之后，“此刻他喝的酒也醒了，心里充满了恐惧。”还有《缘起于恶》中丽妮妈的预感，“她心里隐隐约约总感到要出什么事似的，右眼一直跳，老人都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些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现象似乎与非虚构写作相矛盾，但是它们的客观存在丰富了文本文学性，大大激发了读者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