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近一个时期以来，很多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台发表（刊播）了大量有关“黄慕兰”的故事，很多的标题很诱人，如“‘红色女谍’黄慕兰：被周恩来赞‘女诸葛’”、“百岁‘女谍’黄慕兰，当年智救周恩来关向应”、“及时报告向忠发叛变，黄慕兰救了周恩来”、“传奇湘女黄慕兰:被周恩来称‘我党百科全书’”、“黄慕兰助周恩来反击‘伍豪脱党’谣言”、“隐秘战线的巾帼英雄黄慕兰：曾经拯救党中央”，“档案：智勇女杰黄慕兰”等，加上一些网络、论坛、博客的“推波助澜”，一时间“黄慕兰”成为神乎其神的“红色女谍”、成为“挽救过党中央”的“巾帼英雄”。
　　
　　笔者在仔细阅读这些文章时发现，文章中的主要事实都来源于一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黄慕兰自传》。
　　
　　然而，事实和史实果真如此吗？
　　
　　带着种种疑问，面对“铺天盖地”的宣传文章，笔者认真的翻阅了《黄慕兰自传》中涉及的相关事件，查阅了大量史料和权威文章，发现该书很多涉及党史事件与人物的叙述与历史事实不符。现将《黄慕兰自传》一书中涉及一些党史事件、人物和笔者查证的相关史料并列如下，欢迎读者参与讨论、指正。
　　
　　一、是黄慕兰助周恩来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的吗？
　　
　　二、是黄慕兰最先发现向忠发被捕叛变了吗？
　　
　　三、是黄慕兰智救的关向应吗？
　　
　　四、潘汉年调往苏区工作，他的位置是由刘伯垂继任吗？
　　
　　五、黄慕兰是“经党组织同意”与陈志皋结婚的吗？
　　
　　六、黄慕兰“脱党”，是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的吗？
　　
　　一、是黄慕兰助周恩来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的吗？
　　
　　2011年7月18日，《北京晚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助周恩来反击“伍豪脱党”谣言》，该文重点说“黄慕兰最先向周恩来献策、撰稿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笔者以为这是该文作者受《黄慕兰自传》中的“史实”误导所致。
　　
　　1.“伍豪启事”及所谓“伍豪脱党谣言”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曰：“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据当时在上海任中央交通局局长的吴德峰和时任交通员的戚元德、李沛群回忆，“1930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60%的干部到苏区去，将白区工作中心转到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成为中央分局(有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为应对，党组织花钱由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刊登了一个紧要启事，曰：“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
　　
　　此所谓“事件”本是一桩无任何问题的史实，事过境迁几十年从无人过问提起。“文化大革命”中，南开大学“红卫兵”查阅报纸，翻出“伍豪启事”这一段，有人借题发挥，攻击、“怀疑”周总理，告状到毛主席那里。周恩来为说明情况就整理了一个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起，分月分日到1932年2月的大事记上报毛主席。1968年毛主席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2.围绕当时“反击‘伍豪脱党’谣言”澄清刊登“启事”的史实过程出现的不同说法：
　　
　　（1）《黄慕兰自传》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1931年12月，康生和潘汉年再次接我去见恩来同志。汽车开到外滩一座花纱布交易所的楼前，我们下车上了三楼，看到里面有两间写字间，外面还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什么名称我没记住。外间屋子里放着几张办公桌，坐着十几个人，有的在抄表格，有的在打电话，还有的在做交易所里的各种业务工作，真好像一个热闹的交易生意场所。我们直接走进了里间，见恩来同志正坐在一张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在观看墙上显示的花纱布行情价格升降表，俨然是一位大老板的派头。见面打了招呼后，康生和潘汉年就离开了，恩来同志亲切地询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我说，已经好多了。他嘱我注意健康，又表扬我成功地营救了关向应同志，然后对我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周恩来）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我坐在书桌旁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恩来同志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用作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恩来同志看后，觉得很满意，当场就夸奖我说：“慕兰，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与恩来同志告别后，我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他很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
　　
　　1932年2月，从16日起，敌人公然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出了所谓的《伍豪启事》，造谣说“伍豪”等243人联名脱离共产党。《申报》是拖延到2月20日才连续两天登载的，但他们紧接着又在2月22日以申报馆广告处的名义在广告版登载：“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想用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使细心的人看出所谓的《伍豪启事》是捏造的。
　　
　　[引自《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
　　
　　（2）关于“伍豪启事”，李一氓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中说，“当时，时周恩来11月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