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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俩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面不改色地用茶匙搅拌着杯里的咖啡，装作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后来，他俩又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听，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我开始在心里琢磨，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10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董必武？既不是酒糟鼻子，也不是9个手指头。陈潭秋？没金牙，不像，也不可能……究竟是谁呢？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9个手指头。大革命失败后，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那时党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已被撤销职务。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强调工人成分，推荐向忠发。他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但向忠发没能力主持中央工作，他文化水平不高，又沾染上流氓无产者习气。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两个好朋友东拉西扯地闲谈了一会儿，曹炳生就急着要走了。陈志皋说：“你不是刚下班吗？为啥急着要走呢？我们一块去喝两杯酒、吃顿便饭吧，吃过饭再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你看，我已经买好了这么多票子，有你一张。”曹炳生叹口气说：“唉，我哪有你这位大少爷这么清闲享福啊！晚上还要值夜班，我们吃公事饭的人可是身不由己呀！”说着就道别匆忙地走了。我反正早已有准备，每当我不想陪陈志皋一起外出应酬时，就装作头痛，于是当即对陈志皋说，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吃饭和看电影都去不成了。陈志皋是一个真正能以礼待人的世家公子，他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途中还下车去西药房买了些阿司匹林药片。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潘汉年很快就来了，我把听到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因为我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他刚才问曹炳生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料曹炳生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被捕人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就催他赶快去向党组织紧急汇报，他就匆匆离开了。 ……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来找我，说是恩来同志要召见我。一进门，恩来同志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他详细地询问了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我说，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因为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当时，恩来同志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他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我说，我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恩来同志说：“如此很好。”离开前，恩来还表扬了，说我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如果不是注意到曹炳生讲话的内容，又仔细分析判断，果断采取措施，而是跟着陈志皋去吃晚饭、看电影的话，那么包括他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就早都被捕受难了。他还连连夸我头脑冷静，灵活机警，分析正确，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他还嘱咐我，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 （2）一篇《健在百岁“女谍”黄慕兰：智救周恩来、关向应》的文章说，“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曹炳生无意间透露，当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根手指。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见面后，黄慕兰说：“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急速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正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交给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就是向忠发。” [引自《天津日报》2011年11月25日] （3）吴持生据父亲吴德峰(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和母亲戚元德(时驻守机关担负内务)回忆讲，“1931年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向忠发工人出身，实际上是个流氓无产者，……中央预感到他要出问题，决定他尽快进苏区，当时向正与一妓女搞得火热，提出要带此女同行，组织从大局考虑该女无反动政历背景，且同情革命，同意同行。行前交通局安排该女与陈琮瑛母女同住旅馆，准备一同送进苏区。周恩来不放心向忠发，特要向搬到他住处同住，并告诫他这段时间不准出去、不准去会那个女人。但向阳奉阴违，乘周恩来等不在，偷偷去与姘头相会并留宿被敌人暗探抓捕。当时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谨，特别是顾顺章叛变后，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立即转移机关搬家。那天周恩来等同志回来，即发现向忠发不知去向，预感不妙，立即通知吴德峰、谭中余等派人寻找，同时按规定立即发出危险信号，有关人员撤离住处，通知所有与向有关系的人和机关立即疏散转移。为了确保周恩来安全，将他安排住进不为人知，绝对安全可靠的机关新点——周惠年家。在周惠年等同志掩护下化险为夷。派出去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很快查出向忠发并牵连陈琮瑛等被捕，周恩来立即指示吴德峰等人，通过关系设法营救，但向忠发软骨头，被捕后很快就招供叛变了（连他的姘头都不如）。当他带着敌人到周恩来住处，抓周恩来等同志时，早已人去楼空，敌人又扑了个空。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处决了这个没有价值和没脊梁骨的可耻叛徒向忠发。陈琮瑛等同志在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多方营救下，最后由亲属出面保释无罪释放，由吴德峰再度安排进苏区的。” （4）陈琮英后来回忆说，“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里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在上午9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3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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