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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他将孙晓村介绍自己结识了黄慕兰、黄托自己办案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孙晓村想介绍一位黄小姐前来拜谒，听说黄小姐的父亲当年曾跟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支持过变法维新运动。老太爷本就敬佩谭嗣同等人，因此，还未见面，就先对黄慕兰有了好感。陈志皋还说，黄小姐的表哥是个小商人，被当局误认为是“共产党嫌疑犯”而抓起来了，她就是为此事来求助的。老太爷听后，很开明地说：“这年头，把辛亥革命的成果都断送掉了，连年军阀混战，到处苛捐杂税。共产党，共产党！哪有那么多人愿意冒着丢脑袋的危险去做共产党啊？还不都是给那些新军阀和贪官污吏们逼的吗？官逼民反嘛！” 陈志皋心中暗喜：看来请老爹出面帮忙大有希望。 在孙晓村陪同下，黄慕兰亲登陈府。 孙晓村是大学教授，常去陈家，陈志皋曾向陈老太爷、老太太介绍过他的这批好朋友。孙晓村谈吐礼貌很有教养，所以给陈老太爷的印象很好。老太爷生病在家休养，对于儿女们的社会交往，只要往来者是正派人，就从不过问、干预。当然，陈老太爷并不知道这些人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到陈家，老太爷一看黄慕兰举止谈吐端庄大方，是个很有教养的上层妇女。他也不说客套话，一见面就很认真仔细地问：“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表哥却是关外人呢（当时把东北叫关外）？”黄慕兰早有准备，当即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唉，一表三千里嘛。”说罢自己也掩嘴笑起来，“他这次来上海经商，不知什么缘故，被戴上了‘红帽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实在是冤枉呀！” 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叫赵韵逸，是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年轻人，后来转业到龙华，当上了法官。他家里和陈家老太爷大概也有世交关系，所以老太爷一个电话就把他约来了。陈老太爷让陈志皋通知黄慕兰到他家里一起吃午饭。 席间，老太爷自己开门见山地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黄颖初当年是谭嗣同的幕友，为他整理过《仁学》。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 那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那法官忙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这一桌饭吃得非常愉快，赵法官走后，陈老太爷又留黄慕兰坐了很久，老先生非常欣赏黄慕兰的文才，又恳请她答应担任陈志皋几个妹妹的家庭教师教授她们学习古文。 当天夜里，黄慕兰赶紧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也讲了陈老太爷突然宣布她是他的干女儿。周恩来对黄慕兰的工作进展非常满意，营救工作很有希望。他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更有利于掩护党的工作。吴德峰精心为黄备了一份厚礼，择定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老太爷生日那天，到陈家正式行拜见干爹、干妈的大礼。拜见时黄慕兰说，这是我父母的意见，说我一个人在上海谋生找职业不容易，如果得到这样有身份地位的老太爷、老太太的照顾，他们也放心了。老太爷很欢喜，就吩咐陈志皋的大哥大嫂以他和老太太的名义，在鸿运大酒楼摆了3桌酒席，宴请陈家的各房亲戚们。席间，由陈志皋和他的大哥大嫂介绍黄慕兰跟大家见面，正式宣布黄是陈老太爷和老太太的干女儿。 两个月后，当陈其寿听说黄慕兰的表亲仍关在监狱里，非常生气，他当着黄慕兰的面差人将龙华监狱的负责人找来便说：“黄小姐表亲的那桩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监狱负责人看了黄慕兰一眼，吞吞吐吐地回答：“老太爷，不是我不买您老人家的面子，回去后我就去查了，黄小姐那位表亲的口供与你们说的很不一样……”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陈志皋在一旁冷冷地说：“你不会去将口供改一改？” “二少爷”，那个监狱负责人转过身去对陈志皋说：“我也是这么说将口供改一改，可这是李书记官管的，他一定不肯，还说，也许……也许钓到一条共产党的大鱼呢！” 陈老太爷一听哈哈大笑：“怎么？我担保的人会是共产党？”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监狱负责人满头大汗。 “你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办了。”陈老先生转过身去，低声吩咐身边的佣人同几句话，不一会儿佣人就提出两包封好的云烟走了出来。陈老先生将这两包烟递给监狱负责人，笑咪咪说：“麻烦你把这两包烟交给李书记官，你的酬劳我让志皋另行奉上……” 在龙华监狱关了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出来了。根据组织上的周密安排，陈志皋亲自开车和黄慕兰一道去将关向应接出来。不久关向应便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分会主席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引自《党史纵横》2011年第三期 http://www.lnds.com.cn/news_more.asp?bigclassid=92&smallclassname=145&articleid=4293 （2）《健在百岁“女谍”黄慕兰：智救周恩来、关向应》一文中说，“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监狱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引自《天津日报》2011年11月25日] （3）《关向应传略》一文说，“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保密局(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暴露了中央在上海的不少联络机关，也出卖了不少革命同志。情况发生得十分突然，关向应当时没有接到通知，照样继续工作。5月的一天傍晚，他回到家里，被埋伏的公共租界巡捕当场逮捕，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英国看守所。初审时，关向应发现敌人不了解他的真实身分，于是便斯斯文文地申诉说自己叫李仕真，刚从外地到上海来谋生。敌人虽然在他住处搜出大批文件和材料，但没有弄清文件的内容和性质，却又不甘心轻易放过他。为营救关向应，党中央在其被捕的当天夜里便召开紧急会议，确定首先抢救文件。这样一可避免泄露党的机密，二可消除暴露关向应身份的证据。营救工作是在周恩来组织下进行的，由陈赓出面，鼓动朋友——国民党驻上海的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到租界英国巡捕房要求引渡犯人和接管文件。英国人不肯轻易转手，经过谈判，同意杨登瀛推荐专家到巡捕房鉴别文件。陈赓借机将在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刘鼎派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刘鼎巧妙地将手抄和复写的中央绝密文件分批抽出，几天后转告英方：被捕者李仕真是一位学者，他保存的材料都是学术研究资料。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便从轻处理。 同时，周恩来派我党机要人员黄慕兰打入上层社会，以“救表兄”的名义，聘请富有正义感的上海名律师陈志皋做关向应的辩护律师，并邀请担任法租界会审公堂18年刑庭庭长的陈律师的父亲出面担保。经陈家父子出面工作，关向应于10月被无罪释放。” [引自《关向应传略》（卢相泰、金子云、战殿学、张志杰、王洪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4）据吴德峰等老同志回忆，1931年初，关向应同志在租界寓所被巡捕房逮捕，同时搜去一箱文件，恩来同志指示陈赓、吴德峰等人设法营救。巡捕房看不懂该箱文件的内容，于是托杨登瀛找懂外文的人帮他们翻译查看。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属于我党组织控制使用的特殊关系。于是我们通过杨把精通几国文字的刘鼎同志推荐去，趁机将这箱文件调包换回，保证关向应同志不暴露身份。而后，由吴德峰出面，通过黄幕兰的交际关系，花钱请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成功营救关向应是党组织精心运作的结果，有不少相关回忆披露过上述真实情况。媒体和“炒手”们不应为满足读者猎奇心而专挑某些环节肆意炒作，造成“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生死系于交际花之一颦一笑之间”的误导。这样做已经歪曲了历史，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 关向应被捕了，党组织即开始了有计划的营救，由负责交通局的吴德峰和负责特科的陈赓共同营救关向应。当时黄慕兰是什么身份？她是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是吴德峰代表党组织安排她去请陈志皋的父亲出面保释关向应（所有的营救计划都是党制定的、费用都是党出的），她和潘汉年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当时营救关向应的计划中至为关键是要将敌人抓关向应的时候从他的住处抄去的一大箱重要文件搞出来。此事由陈赓领导的中共特科完成的。另外，龙华监狱里的党组织也在积极行动，竭力保护关向应的真实身份不被暴露，也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陈志皋的父亲能够成功出面保释关向应。这项工作是组织安排派黄慕兰去联系陈志皋的父亲，其保释金等费用全是由党组织负责筹措支付的，怎么能归结成为某个人“智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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