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6月22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关于当时的危急情形，在邓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有描述：“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也就是黄木兰告诉我：‘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10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9个手指头，60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11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几个人赶快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 和黄定慧一起在咖啡馆的那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是薛耕莘的同学，名叫曹炳生。向忠发的叛变，正是薛耕莘专门透露给他的。 根据史料记载，向忠发被捕后，供出了大批中共党员的住址，以及设在戈登路(今上海江宁路)的中共秘密机关。更为严重的是，向忠发竟亲自带着特务们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果让其得逞，中国革命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但是向忠发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叛徒行为却为一个法租界巡捕所不齿。 那一天，薛耕莘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祟祟地嘀咕着什么，预感到他们要有行动。薛耕莘就马上找到曹炳生，将向忠发他们可能去抓捕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给了曹，并要曹赶快把这消息传出去。 这一无比珍贵的情报使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人及时躲避了敌人的疯狂搜捕。后来，向忠发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引自《风云上海滩，一位传奇的世纪老人》（陈璐、沈勇兵）《周末》【南京】2007年9月13日] …… 2.综上所述探讨“黄慕兰最先发现向忠发被捕叛变并通知营救周恩来，救党中央”的问题。 （1）周恩来等同志是接到黄慕兰道听途说的情报或者说周恩来是接到陈介卿告诉陈志皋让黄淑兰(黄慕兰)找孙晓村报的信，还是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按照当时的秘密工作规定并未雨绸缪，当机立断，决定搬家并通知相关人员纷纷转移，然后经过吴德峰、谭忠余等人寻查，证实向忠发被捕已叛变的？ （2）是黄慕兰偶遇法租界巡捕房翻泽曹炳生，“偷听”到向忠发被捕叛变情报的，还是法租界特级督察长薛耕莘专门透给巡捕房翻译曹炳生向忠发被捕叛变了，要曹向我党传递消息？ （3）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腥风血雨，形势非常险恶，军警、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所以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相互间都是各司其职，单线联系，不准发生横向交错关系(包括夫妻之间)。黄慕兰、贺昌、潘汉年、陈志皋、孙晓村、薛耕莘、曹炳生……之间是什么样的组织关系，应谁找谁、谁和谁接头？黄慕兰作为其中的一个下线，她的上线是谁？她有权力直接与潘汉年等人联系？ （4）按已公布的材料证实，向忠发在上午9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敌人再蠢也不会放着大头不抓抓小头。而黄慕兰讲，那天下午大约4点钟光景，与陈志皋在咖啡馆里闲谈，偶遇刚下班曹炳生，无意中谈到向忠发被捕叛变。曹闲扯后，陈送黄回家，途中还下车买药，黄到家打电话约潘汉年来面谈……这当中的距离有多远？要约的潘汉年是否一定在并守在电话机前？潘住所与黄家距离多远？潘赶到黄那里需要多长时间？潘获悉后再通知周恩来、周恩来再通知其他人，这些需要多长时间？……当时的情况如此危急，若不是周恩来等同志及时果断的撤离哪能幸免？如何能断言称之谓，是“黄慕兰最先发现向忠发被捕叛变，智救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呢？ （5）周恩来是公认的善于处理复杂问题、足智多谋的领袖人物，秘密情报、特科、交通……在周恩来领导下颇有成效，他手下能人颇多，为蒋介石及手下特务头子们都自叹不如。而在黄慕兰的笔下，周恩来却对“向忠发事件”束手无策，竟要派潘汉年、康生两员大将，坐了小车专请，向黄慕兰当面求教，“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向黄慕兰请教问：“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反受黄慕兰驳斥训导说，“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因为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并说周恩来“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这种本末倒置的描述是什么目的？是贬低周恩来及其“左膀右臂”的干将都是平庸无能之人，还是有意抬高自已是“最先发现向忠发被捕叛变”并通知相关人员主宰整个事件，是营救周恩来，拯救党中央的头号功臣”？ 其实，不管黄慕兰是最先还是最后，或向谁报告了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也都是在党组织、在周恩来具体领导下工作，是整个处理“向忠发事件”这盘棋中布的一个棋子，去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而己，就是有贡献和功劳，但不能夸大其辞，贪天功为己有。大量的组织、领导、核实、营救、查证、处置工作都是在党组织、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指挥下，在中央特科、交通局、党的外围组织、同路人、同情者等多方面支持配合下，群策群力，有组织、有计划、有谋略地去实施完成的，并非“黄慕兰”一人能力所为。 三、是黄慕兰智救的关向应吗？ 营救关向应的几个版本： （1）《隐蔽战线上的“奇兵”黄慕兰》一文中说，“1931年5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上海工联担任领导工作的关向应不幸被捕，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关向应曾任共青团第五届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等要职，是当时中共很重要的人物。中央特科从内线掌握的情报看，值得庆幸的是关向应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无论敌人对他怎样威胁利诱或严刑拷打，就是咬紧牙关不吐真情，自称是一家店铺的小伙计。而问题的严重性是早在4月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到空前大破坏，关在南京中央监狱还没有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就是被顾顺章当面指认随即被害。虽说关向应被捕是在顾顺章离沪之后，万一被顾顺章察觉必死无疑。必须抢在顾顺章来沪之前营救关向应出狱就成了负责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十万火急的要务。 忧心忡忡的周恩来脑海里不断闪现着担任营救工作的主要人选。突然，黄慕兰的名字逐渐清晰，他眼晴一亮：这位年仅24岁的女共产党员，且不说有惊人的美貌，仅就学识所垂炼的机敏幽默的谈吐和卓越的社交能力造就了上流社会妇女所应具备的素质。 黄慕兰立即被任命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别营救部部长。 贺昌代表党中央向黄慕兰传达了任命时，满怀深情地说：“这是周恩来的意思。向应是我的好朋友，更是共产党的一员大将，你如能救关向应这一员大将，那就是为党立了大功！”他再三向黄慕兰保证：“等救出了关向应，自己一定派人来接她上井冈山。”黄慕兰沉思良久，含泪答应了。 黄慕兰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对象叫陈志皋。他就是党组织为关向应物色的辩护律师。党组织详细地向黄慕兰介绍了陈志皋的情况。 陈志皋，复旦大学毕业生，年轻追求进步，风流倜傥，但为人正直，是著名爱国大律师沈钧儒先生的弟子。挂牌营业不久，在法电工会与法租界巡捕房的讼案中，他为工友们义务出厅辩护居然打赢了官司。法电工会的工人们集资赠他银盾，上面刻有“正义之光”。因此他在上海滩律师业就小有名气。所以组织上要黄慕兰出面去请他担任关向应的辩护律师。 按照周恩来的部署，黄慕兰在上海滩公开露面。吴德峰让自己的夫人戚元德出面在霞飞路替黄慕兰租了套公寓，装了部电话，还替她挑选了丝绒旗袍、高跟皮鞋等梳装打扮起来，一副雍荣华贵的派头，再由孙晓村出面把她介绍给陈志皋。 黄慕兰与陈志皋第一次见面是在麦琪路的一家陈设典雅的咖啡馆里。 在孙晓村的陪同下，黄慕兰落落大方地对陈志皋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让受委托的陈律师知道自己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互相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 孙晓村插话介绍说：“黄小姐的父亲黄颖初是湖南知名人士，当年曾是谭嗣同的好朋友，现为岳麓书院的教习”。接着黄慕兰又婉转地向陈志皋表示：“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捕了。但他确实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 黄慕兰最后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陈志皋听了申述后，对黄慕兰深有好感，一口答应帮忙，担任了关向应一案的辩护律师。并约定时间，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