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5年徒刑。 杨秀贞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 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 坐了3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引自《出没风波里》作者叶永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 （5）李钊(原中国民航副局长)据时任中央特科女交通的母亲周惠年回忆，“特科共有四个科：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其中的特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在特科内部也称“打狗队”。……我妈妈后来和谭忠余结婚了。我们的家也是我们党的一个机关，我妈妈就装成一个家庭主妇的样子，其他的同志有的装扮成亲友，有的装扮成佣人。大概没过多久，就碰上向忠发叛变的事件。调特科后，就在行动科协助谭忠余工作。红队要到哪个地方有行动，不能大家都带着枪，真正做行动的人，不带着武器前去。她那时比较年轻，一打扮也挺像样的，然后就弄一辆黄包车，她坐在上面，很是像模像样，一个漂漂亮亮的阔太太，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带着武器，其实枪都藏在车里。 实际上顾顺章的叛变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的秘密太多。因为他，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如恽代英、蔡和森等人死于顾顺章之手。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曾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网。已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也被迫撤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而当时的中共“一把手”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也正是因为顾顺章非常了解向忠发的特性和习惯，而设计抓捕的。 ……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已经决定让向忠发尽快到苏区去，在准备启程的时期，负责向忠发安全问题的周恩来怕他出事，让他暂时和自己同住在一起，并嘱咐他这段时间不要出去。而那个杨姓的女子被安排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母女住在一个小旅馆，等待分批走。然而向忠发偷偷溜到小旅馆去会那个相好的女子并在旅馆留宿，结果第二天早晨出来时被敌人暗探认出被捕。 上海当年形势非常险恶，军警、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所以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特别是顾顺章叛变后就更谨慎，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并且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就要考虑到可能是出事了，要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撤退疏散、机关转移搬家。那天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立刻觉得有问题，去找谭忠余。 那时候谭忠余和我妈妈结婚不久，这个新的点比较秘密。我听我母亲说那天很紧张，天已经黑了，周恩来伯伯来了以后，商量了一下，要怎样把向救出来，谭就带着枪出去了。谭出去了几个钟头就回来了，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因为他们在周恩来住的那个地方布置了暗哨，结果就发现国民党的特务去了。他说，你幸好没回去，很危险。 那天周恩来就住在了这里。我母亲讲，那时候房间也不大，大床底下还有一个小折叠床，她就把小床拉出来睡上去，周恩来、谭忠余两个人就躺在大床上，嘀嘀咕咕地小声说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粘上小人丹胡子，化装成日本人。当时一面穿裤子一面说话，结果把两条腿穿到一个裤筒里去了，搞得他们全都哈哈大笑。 就这样，周恩来白天出去，晚上就住在这里，大概3天。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去苏区了。 [引自《周惠年：中央特科第一女交通》（谭璐）《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28日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80655361] （6）据孙晓村回忆【注：孙晓村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从旧社会走进新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的事业真诚拥护、始终不渝。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接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沈钧儒等筹建并领导南京各界救国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在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引自2006年11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在主持纪念孙晓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30年）我回到上海，住在同学陈志皋家里，一面找工作，一面寻找党组织。不久遇到了上海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朱镜我，过去曾见过面。我向他表达了想重回机关报与党接上关系的愿望。他说，现在我们被捕的同志很多。目前最急迫的事是营救这些同志，但很困难。他得知我与吴元戍住在震旦大学同学陈志皋家里，很高兴。当时陈志皋刚从上海法学院毕业，是沈钧儒的学生，师生交谊很好，现在在某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他的父亲陈介卿是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的唯一华人法官，很有权势地位。朱镜我说：你有这个关系，党正需要，能为党做营救同志的工作。他希望我参加互济会的工作（互济会里基本都是共产党员），搞好同陈父子的关系，使他们能设法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我欣然接受了。 …… 我通过陈志皋的关系，每得到法租界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的消息，就请陈家父子帮助，不使被移交，设法关一些时候过了风头能放出来。有时要经过法律手续，出面打官司，陈介卿、陈志皋也出力保释。这样营救了不少在法租界被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 夏天，我接到杭州浙江省财务人员养成所的一封聘书，是所长魏颂唐出面聘我去担任正式教师，为期一年，期满可再续聘，报酬丰厚。……我同张根生商量后提出：互济会派个同志来与陈志皋保持联系，是否可以介绍一个能适应陈的封建家庭的人接替工作。陈家在浙江海宁县城是个很有名望的大家族，民间传说，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过他家，并且陈家有姨太太，很有规矩。因此派的人要懂封建礼教，会交际，要能够与这个家庭打交道的，否则派个革命气很强的人就不合适。张根生讲：你放心，我一定找来。过了几天，他陪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到陈家来，叫黄淑兰（真名黄慕兰），很漂亮，湖南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穿着入时，很会打扮，为人很热情，也很会讲话。我介绍她认识陈志皋，再陪见陈的全家。陈志皋和两个弟弟陈寅谷、陈石君，三兄弟都表示欢迎。黄淑兰与陈父母也很谈得来，黄还写一手好毛笔字，能做诗填词。在很短时间，她与陈家就和我一样熟了，真是很难得的。以后的营救工作就主要由黄淑兰接替联系了。她还要求参加了《世界与中国》杂志的工作，也是创办人之一。 …… 当时，黄淑兰再在上海呆下去危险，组织上让她躲到杭州。我那时住在岳父家，就为她在西湖边找到一个3层小楼（这个小楼是杭州人为纪念著名文学家俞曲园造的），租了最高层的一间，把她安顿下来。每星期六陈志皋从上海来一次，谈情况。一天，我与陈、黄三人在西湖游园，走到杭州著名风景地虎跑，黄淑兰讲她的名字不能再用，当时正她面对的庙叫定慧禅寺，我就提议用“定慧”二字吧。她从此就用黄定慧的名字，直到解放后，恢复原名黄慕兰。 营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一个案子，是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一事。我正在上海，陈介卿那天突然回家，告诉陈志皋让黄淑兰找我报信，法租界抓到共产党头目向忠发。我问：怎么肯定是？他说，因知道向忠发的特征有9个手指，早就注意了。我们立即设法营救。陈志皋说一般的人不行，要请法国的律师，一位很有名的窦白克，需要送钱去请。研究后我马上找了有联系的同志去找关系，黄淑兰去筹款。我到陈家等了一会儿，黄淑兰就提了一皮箱的钱来。正要送去，陈介卿又派人来说，不必送了，花冤钱，向忠发已倒向蒋介石。他已供出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并带人去捉，幸而周恩来得到消息马上转移，没有捉到。这说明他已完全叛变。后来向忠发很快由法巡捕房移交给上海警察总局，送到南京蒋介石那里去了。这是我营救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引自中国民主建国会网站·人物风采·民建先贤·晓村写的《我的回忆》http://www.cndca.org.cn/news/peopleCharisma/MJSages/200807/t20080713_21092.html] （7）据薛耕莘【注：1904年，薛耕莘诞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5岁那年，他父亲因病去世，由于生活在英租界，他从小就目睹了许多英国人欺侮中国人的暴行。上世纪40年代，他获得震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上海法租界工作。他从翻译、探员做起，一直擢升到特级督察长，成为租界中职务最高的华人。尽管如此，他依然痛恨外敌对中国的凌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他曾在抗战时帮助5000名中国守军安全撤退，掩护《文天祥》等一批爱国话剧的演出。此后，他的法国同事曾多次劝说他加入法籍，均被他以母命难违而拒绝。——引自《“中国人能管好自己的事”》（田泓）《人民日报》1997年7月3日】回忆，“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常以租界作为活动基地。薛耕莘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利用中法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巧妙周旋于法国人与国民党之间，为我党、为中华民族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