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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潘汉年调往苏区工作，他的位置是由刘伯垂继任吗？ 《黄慕兰自传》中说，“1933年，我从杭州回到上海。那时，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他原先的岗位由刘伯垂同志继任。……” 事实果真如此吗？ （1）为此，笔者查询了“刘伯垂”的有关经历后发现，“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刘伯垂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9月，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刘伯垂与董必武等一批在省、市党部和政府工作的共产党人，于7月18日登报申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并遵照党的指示转入地下。1927年底，汉口公安局局长林逸圣带领军警，在汉口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因查抄刘伯垂寓所的领队是他的同乡，刘伯垂幸免于难。随后刘伯垂即去了日本。不久，刘伯垂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刘伯垂是如何退党的，至今都不得而知(据吴德峰、戚元德等老前辈文章讲，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不少革命高潮涌进队伍的青年团员及共产党员吓破了胆，登报声明退党退团)。翌年（1928年），刘伯垂从日本回国，隐居于上海。”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5月，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准备反蒋抗日，派去与中共联系的人正是刘伯垂。“福建事变”后，刘伯垂赴闽，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该政府被迫解散后，刘再度返沪。回到上海后，刘伯垂并未谋事，他肝病缠身，生活清苦。1936年秋天，刘伯垂在上海病逝。” （引自武汉市情网·武汉市志（1840—1985）·人物传及党政志；《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等） 由此证明，刘伯垂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继任潘汉年的。《黄慕兰自传》中所说的这段史实纯属无有。 （2）那么，1933年潘汉年调往苏区工作，谁主持中央特科的工作呢？ 据200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栏目刊登《天地能知忠烈心武胡景》一文介绍武胡景，“1932年1月，党中央调武胡景到上海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1933年1月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中央保卫部部长，参与领导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到严重破坏，武胡景主持组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担任代理书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斗争。1935年，武胡景奉党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时年37岁。” （来源：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5618/166492/9979539.html） （3）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薛钰撰写的《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介绍，“由于陈云1933年1月17日陪同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前往苏区，康生、潘汉年相继于1933年7月调离特科赴莫斯科和中央苏区工作，特科后期工作由武和景（即吴福进）、欧阳忻（即欧阳新）、刘子华（即刘仲华）相继主持。……” （来源：http://cpc.people.com.cn/GB/218984/218997/219021/14817920.html） （4）据《无声处建奇功》一文介绍，“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化名赵容），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后交给中央。经整顿，特科改变工作办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网。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继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离，上海设办事处。聂荣臻、邝继勋、柯麟等人也参加过中央特科工作。” (来源：http://whb.news365.com.cn/jy/201010/t20101008_2844985.htm） 五、黄慕兰是“经党组织同意”与陈志皋结婚的吗？ 前不久，大量的书报刊上登（转）载有关黄慕兰的文章，其中不少文字涉及到陈志皋如何向黄慕兰求婚的过程—— （1）《北京晚报》报道，“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有过婚史，她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讯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书写爱意”经党组织同意，黄慕兰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接受了陈志皋的迎娶。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她却以陈志皋和初恋情人旧情复燃为由，向周恩来提出要和陈志皋离婚。周恩来劝她：“共产党员要有肚量，民主人士的罗曼史多是逢场作戏，我们不要苛求，要以大局为重。”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陈志皋还是离开了她，并与初恋情人在国外同居。但对于陈志皋和其家人，黄慕兰在各个场合中，都真诚肯定了他们对党、对革命事业和对自己的帮助和贡献。” [引自《北京晚报》2011年7月14日] （2）《黄慕兰自传》中就“求婚”一事写道，“1933年，志皋正式向我求爱。他执著地反复向我说明：他父亲生前就夸我是书香门第的小姐，希望我能做陈家的媳妇，他妈妈也看中了我，而且我跟他的弟妹们以至全家人都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欢迎我们结合，都支持这门婚事。还说，家里早先曾为他订过一门亲事，对方是位姓沈的小姐，比他大六岁，还没过门就患肺病去世了，如今能结识你这样的红颜知己，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 那时，因为我还不知道贺昌的消息，总还是念念不忘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接我去中央苏区，盼望能与贺昌重逢团聚。所以我对志皋说：“我跟你的家庭地位不般配，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做你的终身伴侣的。”他为了表示对我忠贞的爱情，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只得说此事尚容我慎重考虑，以后再答复他。我立即将此事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刘伯垂和赵畹华对我的心情表示理解。这样拖延了一段时间，我迟迟没给陈志皋以明确的答复。 1934年，陈的母亲出面托赵畹华到我母亲那里去求婚。我母亲原也觉得这门亲事不大般配，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太高，我家恐怕攀不上，而且我比陈志皋大三岁，结婚后关系不知能否融洽巩固，于是就表示，还是让我自己去考虑决定吧，这桩婚事成不成完全由我自己做主，她没意见。刘伯垂和赵畹华反复思考商量后，认为我是遵照恩来同志指示通过陈志皋去开展营救工作的。陈似乎已经觉察到我跟共产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这几年来，只要我委托他去做的事，他都会不避风险地全力以赴去做，并且巧妙地把公开的一般营救与秘密的特殊营救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党在最困难的时候营救了很多被捕的同志获释出狱，对我们党的事业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我跟他的家庭又相处得很好，这样重要的工作阵地，是决不能轻易放弃的。于是，刘伯垂和赵畹华同志就极力玉成这桩特殊的婚姻。刘伯垂对我说：“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这件事我一定会向中央证明，不是你私自的无组织行为，完全是服从于工作的需要。听说土豹子（贺昌）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表现很好，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中央至今没有派人来接你去中央苏区，你就应该明白，你如今在上海白区这个特殊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和党对你的信任、期望。对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决不会埋怨你。”刘伯垂同志的这番话，当然决不仅是他的个人意见，而是代表党组织作出的保证和决定。话说到了这个分上，虽然我仍抛不下对贺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这桩特殊的婚姻。” [引自《黄慕兰自传》]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按照《黄慕兰自传》的说法，当时代表党组织的是刘伯垂和他的妻子赵畹华，也就是说刘伯垂和夫人代表党组织和黄慕兰联系，并促成了她和陈志皋的婚姻。 刘伯垂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他1927年就退党了，1933年的刘伯垂不可能接替潘汉年的工作，更不可能代表党组织干预或促成黄慕兰与陈志皋婚姻的。 （2）1933年以后，接替潘汉年工作的是武胡景（也称武和景）。 （3）孙晓村在《我的回忆》一文中说，“1932年我在杭州，到魏颂唐私人办的地政讲习所教统计学等课，并兼训导主任。陈志皋在上海直接与互济会有关的人联系，帮助做些营救工作。他时常来杭州，我发现他与黄定慧恋爱了。我在离开上少时，已提醒黄定慧只做工作，不要与陈志皋谈恋爱。我反对他们恋爱，因为黄定慧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又没同意。但由于陈志皋不顾一切做营救工作，两人情投意合。陈介卿在春天病故，陈志皋守丧之后，两人就结婚了。黄定慧工作做得很好，但婚后脱党。此后我继续教书，就没有再参加营救工作，他们也就做得很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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