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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年2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 [引自《潘汉年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将有关资料整理出来，写好一封信，呈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可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月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引自李琦《几代人的情谊，说不尽的思念》等关于“伍豪事件”文章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69/86373/5964305.html] （4）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的陈云1983年1月23日在纪念潘汉年的座谈会上谈及此事说，“当时我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在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我不了解地方党如何设法揭露国民党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 陈云就此问题在另一次会上作了书面发言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5）迟爱萍在《陈云与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协同党的上海地下组织付诸实施。当时，采取的主要反击行动是： 1．在《申报》刊登《伍豪启事》。《申报》在上海影响大，共产党和申报馆又有一定的关系。1932年2月16日《时报》刊出伪造启事后，中共党组织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上海的临时中央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词。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申报》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一个伍豪与前一个伍豪不是一个人；（2）使人得知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正如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传单。这一传单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3．在党内披露事实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了党组织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4．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983年1月23日，陈云在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虽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去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而不了解地下党设法揭露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由此也可以说明潘汉年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引自《潘汉年在上海》] …… 3.综上就《黄慕兰自传》关于“伍豪事件”说法的疑问： （1）《黄慕兰自传》中讲，1931年12月，康生和潘汉年再次接我去见恩来同志。但史料记载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离开上海进苏区，康生和潘汉年如何能带她去外滩一座花纱布交易所三楼写字间见周恩来？ （2）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发生的，黄慕兰如何先知先觉两、三个月前于1931年12月就预测到敌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内容，为周恩来“拿起笔来起草了，‘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的对应稿子？又何有恩来同志看后，觉得很满意，当场就夸奖她说：“慕兰，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之言词？ （3）综陈云、李一氓、迟爱萍及周恩来等写的材料可以确认，周恩来已离开上海进苏区，对于全过程既没参与，更不知情。说明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的不是黄慕兰，而是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决策，主要功臣是领导特科的潘汉年。另，周恩来在信中谈到，“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彻底说明《黄慕兰自传》中这段绘声绘色的故事纯属天方夜谭。 二、是黄慕兰最先发现向忠发被捕叛变了吗？ 1.围绕“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史实的各说法版本： （1）《黄慕兰自传》中写道，……陈志皋走后，贺昌从隔壁卫生间里走了出来。我向他说：“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不知你知不知道？”他说他已经听说了大致情况，但还是希望我详细地对他讲一讲。 我告诉他，几天之前，陈志皋约我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他已买好电影票，准备请他的姐妹们也一起去。我已感觉到，陈志皋有意识地要让我跟他的姐妹们多接近，为了不妨碍姐妹们的学习，他买的电影票都是星期六晚上的。那天下午大约4点钟光景，我们两人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徐汇公学是一间监管很严的天主教会学校。毕业后，曹一直继续在学法文，后来就考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看见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两个老同学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亲热。我只是很礼貌地跟曹点点头打个招呼。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9个手指头，是悬赏了10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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