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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时代与人生的“赌局”-评官场小说《步步为赢》

时间:2012-11-23 18:28来源: 作者:龙其林 点击:
《步步为赢》对转型期的中国当下生活有着敏锐的感悟,对是非颠倒、人性沉沦的时代精神和人格失衡有着强烈的警惕,因而在行文之中更包含着自己的激愤、无奈之情;尤其是从赌博心态的角度来解读人物的心理变化,更是触及了一个时代文化的内核,在对现实的观照中

  内容摘要:长篇小说《步步为赢》再现了官场中知识分子被迫放弃操守、卷入官场、情场赌局的过程。小说描绘了官场与市场双重语境中,官场中人在内外压力的驱使下,信仰阙如,精神萎顿,不自觉地以赌博的心态面对人生。小说角度新颖,以赌局为线索串联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为我们再现了一副当代社会的浮世绘。作品对当代人不由自主的博弈心理和疯癫精神状态的描绘,切入了时代文化内核,富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警示意义。
  
  关键词:官场小说;老实人与赌徒;公主与小姐;疯癫状态;
  
  《步步为赢》是一部充满批判、质疑和忧愤的奇书,它对当代官场权力倾轧下的人物内心的挣扎、人性的沦丧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在这部洋洋洒洒20余万言的长篇中,魏剑美聚焦了某省文化厅内主人公汪大明从前任厅长的乘龙快婿沦为无足轻重的零余者,尔后走上孤注一掷的官场赌局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小说一气呵成,围绕着“赌博秘诀”的发现和实践经过,展现了一幅当代官场人物、心理、生态的浮世绘。道德、操守和良知,在残酷的权力争夺下渐渐成为稀有的品质,适者生存和赌博命运的心理成为小说中人物难以排遣的宿命。
  
  “败局”是小说的题眼和叙事的意象,恰如题记所录:“人生就像赌博,非赢即输,既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也需要见好就收的智慧”。这种对官场人物赌徒心理的把握是相当犀利和新颖的,同时也在其中隐含着作者对当代社会物欲纵横、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的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当这种批判底色被置于错综复杂、荒诞不经的官场现实中时,所形成的叙事张力是巨大的。在小说中,官场对人性的戕害是通过汪大明在官场和婚姻的困境中加以揭示和推动的,这是小说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而串联二者的内在精神则是作者对商品经济的时代语境下产生的泛赌心理的精神惶惑和权力与金钱勾结产生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变态人物。
  
  就故事情节而言,这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汪大明原本是文化厅姚厅长的女婿,事业可谓一帆风顺前途无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姚厅长因为贿选人大代表东窗事发,大权旁落。汪大明也因此在新上任的陆厅长领导下的“竞聘上岗”中莫名其妙地丢掉了副处长的职位。在单位领导冷落、同事疏远,在家里妻子嘲讽,并因此变得消沉。因为偶然发现了“逢赌不输”的秘诀,他就此开始了自己在官场、情场道路上的豪赌,在历经种种胆战心惊、恐惧绝望的过程后,开始扶摇直上,步入了仕途的“金光大道”。他在虚与委蛇、相互倾轧的权力赌场中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转而将这种对权力的焦灼、失去的害怕移位到偶遇的佳人小奕身上,以获得情感的寄托、心灵的慰藉。但是,汪大明本质上是一个善良的、有着底层经验的人,他内心深处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之路,对真挚情感的渴望、对未泯良知的触摸,又使他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心底充满了自我的分裂和挣扎。在小说结尾,当靠山常务副省长陈伟阳被“双规”,小奕也卷款消失,身在澳门赌场进退维谷的汪大明彻底陷入到了人生的败局之中。
  
  人们对小说中的官场斗法、情场偷欢的故事情节或许已经阅读过不少,权与情的纠缠似乎已成为时下官场小说的某总必要的组成部分,有时不免产生期待视野过于顺利的感受。但是应该强调的是,作品所提供了观察官场与人性的角度无疑是新颖的,它对商品经济这一时代语境中的官场文化和社会心理也有着精妙的把握。置于赌局的视野、赌徒的心态来塑造人物、传达思想,是这部小说尤为突出的地方。作品中的人物形形色色,上至常务副省长、下至警察舞女,莫不具备赌徒的心理和行为,自觉地以一种赌博的心态支配着自己的人生。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着偌大的群体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赌博的思维方式、生活常态?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的心理又发生着怎样微妙、痛苦的嬗变?以人物形象和心理转变为契机,我们可以在解读人物乖戾命运的同时,也触摸到官场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社会心理。
  
  老实人•赌徒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曾引用伊拉斯谟的话论述现代文明的弊病:“其实,如果有人能像迈尼普斯(Menippus)所设想的那样,从月亮上观察大地上的无穷骚动,那么他会认为自己看到一群蚊蝇在相互争斗、陷害、偷窃,在游戏、耍闹、跌落和死亡。他也就不会认真看待这些短命的蜉蝣所造成的麻烦和悲剧”;在此基础上,福柯道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疯癫性质:“疯癫不再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的异相”,“它完全是一个普通景观;它不再是一个宇宙的形象,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在经济算盘拨得噼里啪啦、物质欲望膨胀得无法自制的时代里,人们已经丧失了曾经引以为傲的理性,而被内心的恐慌所裹挟,陷入疯癫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人们的理想、道德、良知被稀释,近乎为零,而本能的、原始的兽性、堕落能量全面爆发,形成一个庞大的磁场,将周围的人们统统纳入到这个轨道。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新的场域的产生和作用,并不经历一个明显的、外在的过程,而是在一种几乎没有组织却不约而同、波澜不兴的日常生活中完成。正是这个不动声色的过程,让身处其中的当代人突然丧失了精神依托,无法回到自我。对此后果,福柯有过精辟的形容:“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遗弃在浩瀚无际的欲望之海上,忧虑和无知的不毛之地上,知识的海市蜃楼中或无理性的世界中。这叶小舟完全听凭疯癫的大海支配,除非它能抛下一只坚实的锚——信仰,或者扬起它的精神风帆,让上帝的呼吸把它吹到港口”。令人遗憾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处于一种精神面貌暗淡的处境中,即便是曾被信仰和精神笼罩的耿达也在俗世生活的教训下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从常务副省长到火车站乘警,从报社记者到青楼女子,整个社会都呈现出道德虚无、命运无常的癫狂状态。
  
  由文明步入疯癫,这是一个当代社会人们普遍的文化症状、心理特征,汪大明自然不能逃脱这一时代语境。由文化厅里万事无忧的驸马突然之间沦为无足轻重的零余者,汪大明面对掌控自己命运的背后力量充满了无力感,昔日虽简单却充实、健康的生活方式、工作追求瞬间化为泡影,他也得以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官场文化的本质,重新厘定自己的位置。大学毕业后,汪大明侥幸进了文化厅,由于一直洁身自好、拒绝与众“娱乐”,被同事视为死不开窍的“怪人”。但是因为岳父时任厅长,汪大明的这种不放逐自己的生活态度得以顺利地进行。然而,一旦岳父失势,汪大明的处境立即变得微妙起来。新任厅长为安插心腹对他大肆打压;岳父为恢复官职四处活动,花费了半生积蓄,岳母投资股票的资金也因股市难测的风云瞬间化为乌有;妻子姚冰也没有了往日的气定神闲的“高贵”,委曲求全低声下气地赔笑求人,家里也因为经济拮据而不得不给孩子买起了国产奶粉。在突如其来的落差中,汪大明一家陷入了惶惑不已、压抑憋闷的恐慌状态。他昔日的拒绝同流合污曾经被视为可贵的品质,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妻子埋怨的对象和唠叨的目标。百无聊赖意志消沉的汪大明在偶然间发现了稳赚不赔的赌博秘诀,在澳门赌场一夜暴富瞬间繁华的过程中,他突然认识到赌场、官场和人生的某种“共性”:当老实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缺点”、“毛病”,博弈心理成为官场和日常的某种流行文化,只有舍弃过去才能奔向“新生”。于是,汪大明这位一介农家子弟、才不出众、貌不惊人的“憨人”开始了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的改造自我的过程。他利用高科技手段拍摄下了常务副省长陈伟阳在澳门豪赌的证据,以此来要挟后者为自己高升提供便利。为此,他不惜以出卖自己朋友、人格,从而获得提拔的机会。凭借着自己突然醒悟过来的官场“智慧”和与副省长陈伟阳的勾结,汪大明开始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官场、情场双得意,乍看汪大明似乎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他遭受了别人的排挤、打压、嘲笑,也在背后算计对手、设计陷害,在丧失人格、屏除良知的官场争斗中,他时常陷入到一种无可派遣的精神的虚空状态。他小心翼翼地周旋于领导、同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间,努力把握自己的仕途方向;在妻子与情人之间奔波,他还得警惕来自对手和家庭的发现;与昔日朋友耿达、老黑的交往中,他又承受着出卖朋友与良知为泯引起的交锋之苦。于是,当汪大明逐步接近权利的“坦途”,却又不得不面临一场新的困境:内心的不安、对手的阴谋、情感的稀缺、人性的沉沦。这样的“嬗变”无疑是巨大的,甚至有些戏剧化的色彩。但是,当一个时代都在不知不觉中自觉地投身到“舞台”、“赌场”的角色中,汪大明的转变似乎又是顺理成章的。从理想的追求者到价值的虚无者,从坚守良知的“怪人”到官场变迁中的“胜利者”,从一个出身农家的“老实人”到丧失理智陷入疯狂的“赌徒”,汪大明的人生轨迹向我们昭示了传统人格在现代社会里的断裂、尴尬和困境。
  
  小说中的前任厅长姚振国的转变也是令人深长思之。姚振国先前在乡下当生产队长,其善良本性在背龙书记求医、文革中宁愿被吊在房梁上打了一天一夜也不昧良心说假话等事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后,因为挨打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姚振国因祸得福,在龙书记渡过政治难关之后,由公社民政干事一直做到文化厅的厅长,仕途上可谓顺风顺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外表严肃、农民本色的老实人,在小说的开头居然因为贿选人大代表资格而被“双规”。而在赋闲在家的日子,随着汪大明和姚冰的眼光,我们也看到了曾经的老实人在龙书记、谭首长面前的逢迎、巴结和虚伪,甚至为了自己能够被重新启用而花费巨资投领导所好、公然行贿,其形象反差可谓强烈。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姚振国的这种反差在姚冰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成了“坚韧不拔、出类卓尔”的可贵“品质”。虽然小说中姚振国并不是主要的人物,但是他昔日的“成长”道路无疑也映照了汪大明此后的人生轨迹。在一个“唯物”主义至上、实用价值理性泛滥的时代里,获取经济、物质、权势上的成功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目标。为了获得理想中的“成功”,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按照官场与时代的要求对自己进行着改变。正是因为“认准”了所谓的时代“真理”,姚振国才能顺应形式扶摇直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所具有的原初的善良、忠厚渐渐地为功利、权势的“语境”所同化。从生产队长到文化厅长,从本性忠厚到贿选代表,姚振国与汪大明一起为我们这个尴尬的时代写下了绝妙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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