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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指控儒家服务专制者经常举叔孙通的例子。而从上面记载可以看出，儒家内部对于叔孙通之做法，本有强烈批评。这显示了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一种坚持道德理想，绝不曲学阿世，为此不惜遁世，守死善道；另一种较为务实，采取一些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策略，以图介入现实。这两者始终并存于儒家内部，而让儒家在保持张力的同时具有活力。叔孙通就是现实主义儒者的典型。他通过为刘邦制定朝仪，而让刘邦改变了对儒家的态度，部分地接受了儒家。 这不是对儒家的背叛。因为，礼学本为儒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为王者制礼，实际上同样具有实现理想之取向。任何一种理性化的政治都离不开礼仪，礼仪是统治趋向理性化的象征，礼仪确认稳定的权力关系，约束各方的激情，迫使他们理性地行动。政治之礼仪化一定有益于其理性化，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权力。比如，被置于一种庄严礼仪中的官员，几乎不大可能任性地处死一个庶民。礼仪化固然会赋予权力一定的尊严，刘邦因此而感谢叔孙通。然而，礼仪化也会部分地驯服权力。即便居于最高位置的皇帝，其权力的激情将被礼仪所控制，而具有理性化，也即依据客观的规则治理之可能性。而这正是打天下向治天下转变之开端，叔孙通所说的“进取”“守成”，其实就是打天下、治天下，这说明，叔孙同有十分清醒的二次立宪意识。 儒家改造权力体系 儒家当然没有就此止步，而在驯化权力的方向上继续前行。在汉代政治发展史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下一个人物是公孙弘，他是儒家进入权力体系的第四个典范性人物。 公孙弘以布衣而为丞相，这是由平民儒生而位至丞相之第一人。按照《史记•儒林列传》的说法，此后，“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同时，公孙弘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而“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另一方面，董仲舒也建议，立太学，行察举。由此，打通了儒生进入政府的通道。 公孙弘的政治作派则给现代人批判儒家为专制帮凶提供了口实。《汉书》公孙弘本传记载：“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缘饰”这个词被今人反复引用。《汉书•循吏传》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 “以经术润饰吏事”经常被人引用。很多人据此提出了“儒表法里”之说，其含义是儒家与法家，也即儒家经术与秦制的专断权力相互勾结，相互配合。其中，法家是里，也即根本，皇权专制是根本。儒家是表，也即儒家并不重要，只是专制的外在装饰品，让专制看起来不那么专制，从而更能迷惑人。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就是专制的帮凶。 这种说法果真成立吗？ 首先来看《循吏传》提到的三个人。本传清楚地记载：公孙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公孙弘是一个混合性人物，他首先习得刑名之术，而后接受儒家之学。这两者必然同时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因此，他的为官之道大体上是以法家的权谋追求儒家所推崇的某些价值。 兒宽的情形与此类似，不过次序正好颠倒过来。少时“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入仕后则为酷吏张汤之椽属，必然深受刑名之术影响。因而，后来汉武帝好大喜功，“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推测起来，这些儒生之所以众说纷纭，真实原因恐怕是认为汉武帝没有资格封禅。兒宽却说，皇帝自己就可以指定封禅之仪。此后，“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 如上文说，“以经术润饰吏事”三人中，“弘、宽至三公”，而他们两人恰恰是同时接受儒、法之学，而具有双重精神结构。董子命运则与这两位完全不同：“数谢病去。”为什么？《汉书•董仲舒传》已道明其中缘由：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 董子具有强烈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因而他将儒家进入权力发展成为儒家控制权力。为此，他构造了天道宪政主义治理框架。其最为重要的运作方式是，儒生借灾异警告皇帝，并掌握立法权，从而控制皇权。《春秋繁露》的思想体系和“天人三策”提出的种种建议，目的均在于此。因此，董子是儒家进入权力体系的第五个典范性人物。 董子之努力当然不为皇帝所喜。在官场上，董子很不顺利，最终被摒斥。同时，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董子，对于公孙弘之诸多做法也明确表示鄙视，而这也引发了公孙弘对董子之陷害。 由这三人的命运之不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生进入政府，实具有两种不同心态，两类儒生之分歧、斗争，实质在于如何对待专制之皇权：董子代表第一种心态，他试图以理想改造政府，以儒家价值驯化权力。公孙弘则代表第二种心态，他虽接受儒家教育，但以功名富贵为第一目标，为此可以牺牲儒家价值。当然，公孙弘也并非全然不顾儒家价值。 由此也就形成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两种类型：一种更偏向于士，是儒家士君子，比较坚守儒家的理想，具有较为强烈的道德自觉；一种更偏向于大夫，就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僚。董子鄙视公孙弘、公孙弘陷害董子，已经揭开了这两类人物斗争的历史。这一历史贯穿于两千多年中，比如，宋代官僚打击“党人”，查禁道学、伪学，明代权相张居正查禁阳明之学，禁止书生结社等。 仅由这一角度，我们就可以对“儒表法里”之说提出质疑。问题的关键是，谁是儒，儒在哪儿？ 谈论“儒表法里”的人士经常引用汉宣帝一句话：“霸、王道杂之。”请注意，宣帝可没有说“儒表法里”。事实上，“杂”字就表明，儒、法不是简单的表里关系，而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融汇关系，这一点，通观这句话的文脉就可以清楚。此为宣帝对皇太子也即后来的元帝所说，《汉书•元帝纪》记载，太子刘奭之： 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 在汉武帝时代，基本制度依然是秦制，也即法家刑名之术，此即“霸道”。此时，确实可以说是“儒表法里”。但经过昭帝、宣帝两代之“复古更化”，儒家已深入政体之最核心：年轻的元帝自己就是个儒生，他决心以儒家理念治国。宣帝也已看出这是大势所趋，儒家要成为“里”，因而以严厉的语气告诫太子，不可再往前走。 但是，这个告诫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汉书•元帝纪》之赞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也就是说，儒家其实已在整个政体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政治结构有中朝、外朝之分，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多为儒生出身。“霸道”的代表者经常是中朝，这包括皇帝及其周围的人，皇帝如已儒化，那“霸道”也就丧失了基本依托。 可以说，至此，儒家士大夫已经构建了与皇权共同治理天下的政治结构。这就是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体。在这种政体中，霸道、王道，也即法家、秦制与儒家，差不多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双核心结构。在不同时代，双方的实力会有消长，在承平时代，儒家甚至占据某种优势地位。 如果以社会-政府两分的角度，则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是“法表儒里”。秦制之基本特征是权力直接统治每个人。西汉中期以后，权力从基层退却，自治性社会开始发育。基层社会之治理呈现为儒家绅士领导之自治，在这里，自上而下的皇权只发挥辅助性作用。 总之，经过汉儒之持续努力，而以董子集大成，社会治理架构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任何不带偏见的人不难对这个变化的性质做出论断：治理变得好一些了。若说秦制是专制，那么儒家进入之后，专制的程度显然在减轻，变得不那么专制，而增加了诸多宪政的因素。确实，儒家并没有带来现代人理想的宪政制度，但我们本来就不应这么要求汉儒吧？这就好像你不能要求张衡发明计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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