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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正如很多事件的爆发需要导火索一样，胡适写白话诗也需要一个契机。在契机未到之前，胡适还是要继续积攒力量，同时经受其他一些日常生活中有关联事件的刺激。此处笔者根据胡适日记，仅把比较重要者列在下面并给与简单的分析： 1916年2月29日，胡适收到母亲来信，得知其大哥大姐竟然于两日之内先后去世，胡适极为悲痛，发出“吾家骨肉凋零尽矣！独二哥与吾犹漂泊天涯一事无成耳”的感慨。显然，胡适对自己留学在外多年彼时尚一事无成极为不满，因为他一向自负且极自信。这样的心理自然会触动他去寻找可以尽快获得成功的机会，这对他后来不顾几乎一切同学朋友的反对坚持写白话诗，应该是一个内在的动力。对此可以从胡适不久之后的日记中找到证据。3月26日的日记中，胡适将自己过去所写一首诗赠与一日本留美学生，其中有“词人慢说柳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之句。该日本同学看后说日本有谚语“雪压不断杨柳条”，正与胡适诗句之意相同。胡适“大喜”，将此事记入日记。这件事说明，胡适潜意识之中，已经意识到他不久后要从事的白话诗创作，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对此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而且，胡适与梅光迪就“文学革命”的看法在一开始其实是一致的： 1916年3月间，我曾写信给梅觐庄，略说我的新见解。指出宋元的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觐庄究竟是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赞成我的意见。他说： 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学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3月19日） 这封信真叫我高兴，梅觐庄也成了“我辈”了！[13] 有些文学史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段所传达的信息，其实无论是梅光迪的原信还是胡适的复述都很清楚，那就是梅光迪赞同来一场“文学革命”，这革命必须是从“民间文学”入手，必须提倡“俚俗文学”，而且梅光迪已经做好了迎接保守派“讪笑攻击”的准备。这说明梅光迪本来完全有可能与胡适一起走到历史的前台，去提倡白话、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而非反对者！那么，是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他由胡适的同道者走向反对者呢？还是先看胡适的有关日记，再看梅光迪的有关回应。 在1916年4月5日日记中，胡适用大量篇幅，就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文学革命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得出了“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的结论。显而易见，胡适是在为自己即将从事的白话诗试验从历史上寻求支持。 该年4月13日，胡适第一次将《沁园春∙誓诗》记入日记，其中有“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句子，俨然一副拯救中国文学救世主姿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首词，胡适竟然修改了五次，且每次都记入日记，对比一下他修改的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初稿中的“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在第二次修改稿中还有，但后面三次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言之有物”，尽管具体表述不同，但几次修改一直保留这样的表述。其次，胡适的几次修改都似乎是在自我激励，强调“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但求似我，何效人为？”其背后潜藏的似乎还是有些底气不足，所以才要如此自己鼓励自己吧？ 接下来，胡适日记中还有一些事件值得注意，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这些事件本身与胡适后来的白活诗试验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在于胡适为何将这些事件写入日记，又怎样折射出胡适内心的想法。 该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中他认为是“活文学”的例子，主要是摘取一些元杂剧和话本小说的段落。 该年6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为马君武感到遗憾，认为他“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过如此”一词以及为马君武遗憾的态度，如果胡适指责他人没有做好某事，那么他自己为了避免也受到他人指责，则必定会倾全力于某事并务求其成功才是，从这个角度看，此时的胡适显然已经决心要为社会国家做一件大事了罢。 几十年后，胡适在其《胡适口述自传》中对这几个月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关于白话诗问题有这样的评述： 今日回思，在1916年2、3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14] 不过，胡适尽管有了这样的想法，但还是需要一个契机来引发他的行动，特别是需要有人站在对立面来公开反对他。就胡适与梅光迪之间而言，本来他们的很多意见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看待文言上有所分歧。而导致他们开始持续论争的导火索，竟然是1916年7月8日发生的一件小事。事后看来，这件甚至不值得当事人回忆的日常小事，竟然成为促成胡适尝试写白话诗的动力并进而引发胡适与梅光迪之间愈辩愈认真的论争，确实极为偶然，但也说明任何日常生活事件，其实都孕育有触发或成为历史事件的种子。 这一年的7月8日，胡适的几个好朋友任鸿隽、莎菲（陈衡哲）、梅光迪和杨铨等人在绮色佳的凯越嘉湖上划船游玩，突然暴雨将至，他们急忙划向岸边，情急之中几乎将船弄翻，最终还是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事后任鸿隽就写了一首题为《泛湖即事》的小诗并寄给胡适请求批评。胡适看了这首四言古诗后大为不满，认为诗中所使用对一些句子如“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等都是一些陈腐的表述，是“三千年前之死语”，所以回信指责任氏，任鸿隽不服遂与胡适展开辩论。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许就不了了之。不过他们两人的辩论引起梅光迪的兴趣，他当即加入论争并毫不犹豫地站在任鸿隽一边，很快他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反驳胡适。于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好友之间的论争正式拉开帷幕，也许胡适与梅光迪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往来书信，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而白话诗的创作也由于他们的论争不断深入最终由胡适付诸实施。当胡适冠以“尝试”之名的白话诗集问世后，他们两人其实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成功扮演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 就梅光迪此封信而言，应该强调的有两点，第一梅光迪是赞同文学革命的，只是责怪胡适“言之过激”。其次，梅光迪认为胡适把改革文字看得过于容易，文字改革远非将古代文字看做死文字、将白话俗语看做活文字那样简单，因为文字是世间最保守的事物，对其进行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何况胡适要改革的还是文学语言——因为文学语言更有特殊的要求。对于梅光迪的信，胡适毫不掩饰其不满，从收入《梅光迪文集》的此信中可以看到胡适很多的眉批，其意见之尖锐及与梅光迪的对立态度极其鲜明且不可调和。此外，胡适还写了一首长达一百句的白话诗来嘲笑梅光迪，由此进一步引发后者的不满，论争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 多少令胡适感到有些灰心的是，他的主张在他这些最好的朋友那里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反对，只有莎菲一人表示支持，而且还用创作白话小说的方式给予胡适最大的支援。胡适在留学生朋友那里得不到支持，自然转而向国内谋求同道，于是他把文章寄给《新青年》就是顺理成章的行为了。 在整个论争期间，胡适与梅光迪之间由好友之间的坦承相对到虽然意见对立但尚不失和气直到最后的几乎要断绝关系，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在刺激和激励胡适，也就是他一定要尝试成功，用事实回击对方。且看梅光迪信中的一些多少有些意气用事的表述或者说不够冷静的嘲讽之语，读者可以据此揣度胡适看到这些话后的反应，然后我们再看胡适日记中的有关记录：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做作文”。迪颇不以为然。……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鄙意“诗之文字”问题，久经古人论定，铁案如山，至今实无讨论之余地。然足下欲翻此案，驾诗界革命第一大家Wordworth而上之（因此老欲翻案而未成功）。迪方惊骇不知所措，又何从赞一词。 读来书，甚足下之辩才，惟足下亦恐犯“无的放矢”之病耳。弟虽顽固，岂如足下所推测者。……以深知我如足下乃误会如是，殊可浩叹。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忝于知交之列，故不辞厌烦再披愚忠，此为最后忠告。 读致叔永书，知足下疑我欲与足下绝，甚以为异。足下前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为“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耳。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15] 再看胡适日记中有关文字，但日期不一定逐一对应： 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 我最恨“耳食”之谈，故于觐庄来书论“新潮流”之语痛加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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