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同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个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则是一个良臣。隋末唐初，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优美的文字撰写了《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记载得十分详尽，十分耐读。他历仕杨隋、宇文化及、窦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经六十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谄媚逢迎于隋炀帝杨广，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主意，是一个大佞臣；而降唐后，却变成了忠直良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谏臣。这个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闻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见《资治通鉴》）后拜为民部侍郎，不久又迁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在他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时，为了招徕胡人，不惜花费巨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

　　更有甚者，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裴矩向隋炀帝建议，邀请西域各国到东都洛阳参观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阳端门一带大陈百戏，光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花费十分浩大。不仅如此，他还让外来者在各个饭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绢帛缠树，却告诉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导演这出“盛世”天朝大戏之时，长安一带，民大饥，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饿死。就连有的胡人都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对于裴矩的这些作为，士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佞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在隋朝被称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几经波折降唐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书的身份上表，对遭受突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

　　李世民对官员的行贿受贿行为深恶痛绝，便想出一惩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财物试探官员，果然有个门官接受了一疋帛（类似于今日之钓鱼执法）。李世民大怒，下令处斩。就在此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唐太宗，道：“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唐太宗点头称赞。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当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见《资治通鉴》），把裴矩敢于当庭直谏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旧唐书。列传十三》是这样评价隋朝时的裴矩的：“是时，帝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炀帝）。在《新唐书。列传二十五》中则是这样评论的：“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

　　为什么同是一个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却成了贤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评论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里所说的表，是指用来测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说，君主如同测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动，影子就会随表而动。若君王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错，那么忠言就会变成佞语；若君王喜欢听到别人的直言不讳，那么佞语就会变为忠言。司马光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楚王喜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裴矩为隋臣时，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充胖子虚事。为了取悦皇帝，他便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大戏。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这样的好皇帝领导下的好环境中，变成了贤人良臣。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写至此，窃以为，一定会有人拿内因是变化之根本，外因只是变化之条件这一辩证法来驳斥上述观点。我不想在此讨论鸡蛋与石头的哲学伪命题，而只想用《晏子使楚》中的文字来说明。“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由橘变枳，就是因为淮南淮北水土不同，也就是生长环境不同的原故。不然，古人怎么会总结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呢？如果没有唐太宗时期良好的社会环境，裴矩说什么也不会由佞变贤的。由此可知，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能让一个作恶的人，变成一个向善的人的。